四、结语

　　民主是近代以降中华民族许多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毛泽东当属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不过，就所追求的民主的特色而言，毛泽东与其他很多人区别开来。从根本上说，他孜孜以求的是与精英民主适成反对的大众民主。从五四时期提出民众的大联合，到延安时期发展出系统的群众理论，再到晚年实践大民主，毛泽东式民主理念的大众主义品格，从未褪色。大众主义的政治诉求，构成毛泽东投身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无论如何，大众主义都是中国革命的一笔丰厚遗产。夺取政权之后如何保持这笔遗产?对此，除了擅长的思想教育改造、整党整风等手法之外，毛泽东还曾诉诸党外民主和党内民主。在以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外力量被打压、党内民主也随着毛泽东的雄心日隆而遭到破坏之后，如何防范官僚主义，就得寻求新的支持力量了。由“四清运动”导致的高层冲突爆发之后，毛泽东觉得依靠既有的体制性力量已经无法达成目的了，甚至觉得这股体制性力量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人民政权的异己力量。于是，他只得诉诸大民主。他相信，这个反右运动的意外收获可以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新路”。

　　古今中外历史上的领袖人物，很少有人以如此决绝的姿态，发动大众把自己亲手缔造的政权体系砸烂。毛泽东如此作为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想缔造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国。在毛泽东那里，反对官僚主义与追求人民民主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毛泽东之矢志于探索“民主新路”，从根本上说就是希望能够摆脱官僚主义对党和国家的侵害。

　　对于官僚主义这个人类政治的顽疾，除了厌恶之外，毛泽东对其产生的根源，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一开始，他只是笼统地认为，官僚主义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落后的东西的一个表现。他在1957年整风时期说过，官僚主义是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也与社会主义刚刚建立不久、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上存在问题有关。“就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他认为，党内的官僚主义等作风，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笔帐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随着实践的深入，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也可以产生官僚主义，甚至产生资产阶级。按照毛泽东的理解，当全部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后，干部作为国家的代表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如此，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干部将不可避免地从拥有特权到剥削工人、农民，并以这种形式生成新的资产阶级。为了阻止这个阶级的形成，毛泽东在1959年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恢复供给制，希望用供给制来消除干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分配问题(消除资产阶级法权)，大办公共食堂因此而起。但是，这一招也不管用，不但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根本无法解决干部的特权作风问题，甚至出现了一些干部利用掌握的各种权力多吃多占生活必需品的问题，这被毛泽东看成是基层领导“变质”的表现，并且认为这是新的剥削阶级产生的表现。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个情况。于是，便想到在意识形态上着手。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这样，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它的本意就是从思想上纯洁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就是说，在经济上的试验失败之后，毛泽东曾经想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办法，防范干部变质，但仍无法奏效，于是，毛泽东只好诉诸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了。

　　应该说，毛泽东把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归咎于干部掌握生产资料得以有机会支配群众，基本上触及了问题的核心。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虽然消灭了私有制，也消灭了剥削，但是，劳动分工仍然存在。劳动的经济分工使有些人从事计划和管理工作，而大多数人从事的是日常生产劳动。那些处于管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分配和再分配地位上的人总的来说，掌握了更多的资源，获得了更多的报酬。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管理者就很容易成为官僚主义者。相对于毛泽东从生产资料控制权角度，周恩来则侧重从权力集中的角度来认识官僚主义的根源。周恩来说，“官僚主义不是能够一下子彻底反掉的，今天反掉了，明天它又来了。你掌握政权，总有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时就会有偏向。”“特别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为最大多数人民谋最大利益，集中最大权力，做最大的好事，人民比较满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错了一点事情，容易为人民谅解，这就使我们很容易忽视发扬民主而犯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

　　如果按照毛泽东的标准衡量，那么就可以看出，官僚主义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体制病。中国是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现代国家建设的，建设现代国家所需的原始积累，只能通过集中控制有限的资源和人力来达成，现实的政治组织系统和强大的组织能力适应了这一需要。不过，资源的集中控制一方面使得本来就强大的政治组织实力更强，另一方面实际剥夺了大众独立自主的能力。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党政——群众之间的支配——服从关系的现象，而这种关系或现象，不仅在农村，而且在城市，在各个单位里，都实际存在着。这才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最大温床，也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最大障碍。实际上，这里隐含着一对张力，那就是组织控制与群众自主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是中国现代性的最大悖谬之一。从政治上说，虽然国体上规定了人民民主的性质，但实际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安排，使得仰赖于干部的群众，无从做主。囿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毛泽东，是无法充分认识这一点的，乃至于付诸激进化的手段也无法解决问题。

　　历史的逻辑正是这样延展的：在不改变资源集中控制的情形下，追求高速度和“一大二公”，势必造成组织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在资源稀缺的既定前提下，毛泽东改变中国落后局面的愿望越迫切，建设纯洁的社会主义的决心越大，那么组织控制的能力就越需要强化，结果，所谓的“官僚主义，，就越严重，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姿态就越严厉。演变到最后，对官僚系统深感失望的毛泽东，决心以大民主的形式“继续革命”，大众政治由此走向极端。这就是大民主得以激进化的内在机理，也是毛泽东探索“民主新路”不能获得最后成功的原因。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毛泽东超越既定条件创造历史的试验，最终以悲剧收场。它对政治建设带来的影响是，既没有解决秩序或者权威的合法性问题，也没有给大众带来实质性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其主要教训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同时，也反掉了现代大规模社会的国家建构所必需的科层官僚制；运动式的治国方略，延缓了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进程，最终伤害了民主自身；过度发动群众运动耗竭了共产党的组织能量，削弱共产党的威信。尽管如此，毛泽东的以人民控制权力、让大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思路，其某些合理内核仍然值得我们借鉴，问题在于找到有效的实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