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同毛泽东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且也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毫无疑问，毛泽东在这方面的巨大功绩及其深邃的思想理论，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并对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并通过实际的步骤加以实现。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在这样的社会里，主要的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以取得民族独立，反对国内封建势力以取得人民民主;主要的群众不是工人，而是广大的农民。因而，在这样的落后大国里，如何把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正确处理最高纲领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还不能作出正确的说明。虽然党内有一些同志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过理论探索，但毕竟没有形成全党统一的认识。相反，在党内却产生过或是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二次革命论”，或是要在民主革命阶段同时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革命论”，这些错误主张曾长期困扰着党，并先后两度把中国革命导入歧途。这样既不能完成当时的革命任务，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前途。

　　毛泽东代表了我们党在这方面探索的正确方向。早在大革命时期，当全党尚未完全摆脱“二次革命论”束缚的时候，他就强调指出，企图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并提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应该首先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终极”目标才是实现“世界大同”。这就初步地指明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结。大革命失败后，如何判定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成为一个关系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重要问题。由于这时民族资产阶级已追随大资产阶级背离了革命，毛泽东也曾有过“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的看法，同意“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苏维埃”的主张。但他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中敏锐地觉察到，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他正确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1］据此，毛泽东在根据地建设中注意抵制冒险主义错误，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正确政策。正是根据地建设的实践和反对“左”倾冒险主义斗争的经验，深化了他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关系的认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1］（p.276）这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的指导原则。　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联结点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绝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2］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在毛泽东看来，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能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第一，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是包括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内的进步因素的生长点;第二，具有了相对强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内部，有正在成长的各种社会主义因素，为将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了条件;第三，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正因为如此，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联结起来就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唯一正确的选择。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阶段;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的社会主义的因素，这将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行性了。”［2］（p.650）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就反映了上述特点。拿经济纲领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其经济形态是:“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

　　毛泽东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所以必须实行“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方针;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对资本主义经济要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主要是:（1）不能动摇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2）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使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方面得到限制，否则，任其自由泛滥势必危害整个国民经济。与此同时，毛泽东更强调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使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导向的、决定性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这种立足于现实又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中也都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毛泽东指出:“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3］（p.651）正是在这一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带领全党在长期的、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既致力于领导当前的民主革命，又自觉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为将来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准备条件，从而胜利地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的这一历史课题。因而能够在中国革命胜利并具备了基本条件之后，不失时机地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揭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