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应当遵循何种原则，来探索加强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和方法呢？

　　毛泽东指出，为了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步地认识斗争规律”。他还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 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14]无疑地，这个原则，无论对于经济建设，还是政治、文化建设，都是适用的。

　　为了在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切实贯彻这个原则，以下三个方面是必须认真考虑的：第一，充分认识我国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它的有利条件和困难。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民主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首先在于它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多数人的民主，而且它主要地不是剥削者的民主而是劳动者的民主。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搞好人民民主政治建设，是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巨大优势，毛泽东强调，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必须坚定地信任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15]刘少奇也明确讲过：“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广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16]在考虑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时，对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是必须时刻牢记的；当然，这个人民民主政权还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一方面，也不应该忽略。

　　在加强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上，我们不仅拥有有利的条件，而且还会面临困难。因为虽然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应当享有广泛而又真实的民主权利；可是在实践中，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有一些因素却又有可能使这种民主权利受到削弱乃至被贬低和损坏。还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说过，“ 由于我们的国家是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17]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尽管中国的社会状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由于思想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这种党内党外民主生活不足的消极现象仍然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存在着的。因此，铲除这种消极现象，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任务。还应当考虑到，“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视民主的一面。”[18]这种情况是确实存在的。因为“当革命胜利之后 ，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阶级和政党的时候，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专行、脱离群众、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 这种情况，尤其值得引起人们的严重注意。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是不愿意陷到这样的泥坑里去的话，也就更要充分地注意执行这样一种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而且，“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19]　 

　　第二，认真总结党在领导人民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

　　进行人民民主政治建设，如同进行其他建设事业一样，毛泽东强调，“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比如 1954 年在制定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时，我们就“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也总结了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 ”。 [20]

　　还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了。 1922年 7 月召开的党的二大已经提出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任务。 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党即开始领导人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际进行人民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工作，在人民内部乃至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毛泽东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21] 1931 年 11 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及劳动法等多部法律，对根据地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性质、对公民应当享有的各种民主权利等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根据地的人民政权还在总结有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贯穿着人民民主原则的施政纲领，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39年）、《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1948年）等等。根据地的人民民主政治建设，对于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和推进各项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搞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有着最切近的参考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总结经验，不仅是指总结成功的经验，而且也包括总结犯错误的经验。1961年 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总结经验”的问题。他说：“现在同志们思想解放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 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这两年碰了钉子。”[22]由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 1957年反“右倾”斗争的消极影响，党内党外的民主生活不健全了，许多人不敢讲话，结果就使得我们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不能得到及时 的揭露和有效的制止，终于酿成了严重的悲剧性的后果。正是在总结这方面的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在 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作出了系统的论述，从而使全党对于为什么必须发扬民主和如何正确地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事实上，汲取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犯错误的历史教训，也是搞好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第三 ，注意借鉴外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以及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经验。

　　中国不是脱离世界的一种孤立的存在。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就开始实行民主制了。十月革命以后，一种新的民主制又在苏联产生。因此，毛泽东认为，研究民主问题，必须有世界历史的眼光，必须注意研究外国的经验。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属于同一种国家类型。因此，在进行人民民主政治建设时，首先注意研究苏联等国的有关经验是很自然的。我国建立人民民主制度，主要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时也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在访问苏联时曾向斯大林送交一份书面报告，其中就谈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一九零五年一九零七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 是人民代表会议制”。对此，斯大林表示，“这个制度对于目前的中国是很适当的”。“你们目前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的观点是对的”。1954年制定宪法时，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23]

　　不过，毛泽东认为，“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24]1956 年初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等事件被揭发出来了。毛泽东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 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对此，“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25]他认为，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26]这种认识实际上已经涉及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涉及个人高度集权体制的弊端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他们在党内关系是不平等的，各级领导人具有特权”，[27]那里已经形成了新的贵族阶层。如何以苏联为借鉴，依靠发扬人民民主，防止同样的情况在中国发生，更成了毛泽东着重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很明显，这种制度同中国的制度根本不同，我们不仅绝不能搬用它们的那一套；而且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28]正因为如此 ，早在 1948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而应当“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29]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某些具体制度和做法我们就不应当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毛泽东说过，“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搞起来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 尽管现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30]他还说过，在封建时代，是君主的个人专制。“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相互骂架”；[31]尽管它们所代表的都主要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有一次还讲过，“资产阶级民主，特别是初期，有那么一些办法，比我们现在的办法更进步一些 ”。由于封建主义影响的遗留，在某些方面，“我们比那个时候不是更进步了，而是更退步了。”刘少奇也赞同毛泽东的这个看法。他说:“恐怕有些东西，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32]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在思考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时，毛泽东不仅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且视野十分开阔，思想也是很解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