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尽管我们的任务是要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等的管理，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从事管理工作的仍然只能是少数人。这少数人本来是由人民群众推举出来为自己服务的社会公仆。如何防止这些主要从事管理工作的少数人由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这是从巴黎公社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面临的一个历史性的课题，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而严肃的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即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时，就已经把“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个问题提出来了。[69]这个问题也是列宁在领导苏维埃政权时进行过反复的思考并试图加以解决的。应当说，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过程中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进行过深入的思考和反复的实践。

　　早在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在回答他询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历史上的兴亡周期率这个问题时，就曾经说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这里，毛泽东是明确地把发扬人民民主作为防止党和人民政权变质的根本途径来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的执政地位，是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确立起来的。这使得党有可能利用政权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为实现自己面临的任务而进行有效的斗争。但是，这也使得党面临着新的严峻的考验。

　　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发出过警告：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就有可能“不能掌握这个政权”。[70]对于这种危险，必须提起高度的警觉，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防止。

　　为了解答如何“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这个历史性的课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摆正自己同人民群众的位置，正确地和谨慎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

　　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以前，历代的革命者，一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取得政权就意味着革命的终结，今后主要就是如何利用夺得的权力为自己牟利的问题了。共产党人决不能重蹈这个历史的覆辙。因为他们有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对于他们来说，夺取全国政权，这不是革命的终结，而只是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所获得的一个新的起点而已。所以，毛泽东及时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1]

　　作为执政党，为了正确地使用自己手中的权力，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这个权力是谁给的，应当用它来为谁服务这个问题。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72]后来，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权力是谁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应当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利用这个权力来为人民服务；就应当依靠人民群众来行使这个权力。他强调，“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73]

　　正因为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人员的权力是人民群众给的，他们就应当认识，自己只是人民的勤务员、社会的公仆，决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旧式的官老爷、统治者、社会的主人。因此，我们的干部一定要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对自己的“位置要摆得对”；即使是“高级干部，中央委员”，都必须“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之前。[74]必须牢记：“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75]

　　第二，通过加强教育和健全制度，来防止干部脱离群众，防止党和人民政权蜕化变质。

　　作为社会的公仆，党和国家的干部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为了做到这一点，一方面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健全相关的制度。

　　毛泽东认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保持同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76]。1963年5月，他看到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之后，立即批发全国，要求各地方、各部门推广这种做法。他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77]如果我们的干部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他们就会逐渐淡忘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和特权思想，甚至走上以权谋私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确实是有改变颜色的危险的。

　　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干部如果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必然会隔断自己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因此他不赞成给少数干部以过高的薪金和特殊化的待遇。他说：“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阶层的。”[78]他们成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此，我们应当引以为戒。他对我国高级干部保健制度提出过明确的批评，主张“保健局应当取消”。认为原来主要给高级干部看病的“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79]对于职务称号，他历来十分反感，曾多次提出“将职务称号（如毛主席）一律改为姓名加同志的称号（如毛泽东同志）”。他说，“此事沿用了几十年了，不像样子。引起了一些官僚主义作风”。“我建议坚决地改过来。”[80]总之，为了打掉官风，使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提出必须“肃清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错误”。[81]

　　毛泽东认为，处于执政地位的我们的党和干部必须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谁来监督共产党呢？他说：“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同时还有民主党派。“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所以“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82]鉴于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破坏民主法制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党的八大明确指出，我们应当“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83]。

　　第三，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在共产党内、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

　　由于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党的干部队伍中的极少数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以至发生腐化堕落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种问题一旦发生了，也不难加以解决。但是，如果党的干部队伍中形成了特权阶层、贵族阶层，而且他们又掌握着党和国家政权的重要权力，那么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得严重起来，党和国家政权就真的面临变质的危险了。正因为如此，防止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就成了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一个关键。

　　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就敏锐地指出：“在苏联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的阶层的。”“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84]赫鲁晓夫提出的系统化的错误观点，就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和要求的。1964年1月，他进一步指出，苏联在革命胜利后的“十七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工人贵族和农民贵族，即城乡那种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他们以工人、农民的代表者出来说话，欺骗工农”。他认为，这类问题在中国也是存在的，好在“我们正在开始认识，并着手解决”了。[85]

　　为了防止形成贵族阶层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认为，必须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果经济基础变了，国家政权等上层建筑也是或迟或早要跟着变的。在1962年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具体地论证过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86]的。

　　为了防止贵族阶层的形成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认为，一定要反对干部的特殊化。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报告的指出中说：“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从眼前来看，会损害党群关系，妨碍我们带领群众来战胜困难，渡过灾荒；从长远影响上看，则势必对干部的思想发生腐蚀作用，发展下去就有出现‘特殊化’的危险。修正主义思想正是从这里找到自己滋生、蔓延的土壤的。‘殷鉴不远’，我们对此必须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87]

　　为了防止贵族阶层的形成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强调，必须坚决地反对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全国解放前夕，他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经发出了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这样的告诫；全国解放初期，他曾经雷厉风行地发动了一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终其一生，他从来都是同腐败现象如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等水火不相容的，他始终一贯地、坚持不懈地同这些腐败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为了防止贵族阶层的形成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认为，关心并严格要求干部子女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说：“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88]他告诫全党：“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为了防止贵族阶层的形成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毛泽东强调，必须解决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他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这个问题，必须严肃地加以对待。怎样培养呢？“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他并且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89]他深信，只要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地成长起来，人民政权就能真正地得到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能真正地得到健康发展；而帝国主义势力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图谋，也就能最终地遭到彻底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