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所要谈到的，是我在参加撰写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过程中，逐步积累起来的一些想法和体会。我们在写作这部传记的中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拥有大量档案材料的复印件(原件都在中央档案馆) ，这让我们感觉到有责任尽最大可能地去还原历史，并在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得出更为客观的结论，对毛泽东作出更为恰当的评价。尤其是近年来，有关毛泽东的书刊良莠混杂，各种议论也随之而起，有赞扬毛泽东的，也有反对的，甚至还有根本上否定他人格的，这更让我们觉得有必要依据历史的真实，澄清一些问题。

　　一  现代化建设中的三个选择

　　有人认为毛泽东根本不懂建设，兴趣不在建设，也没有认认真真搞过建设。这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搞阶级斗争是不假，但是他也用了相当大的精力搞建设。这种建设不是一般性的建设，而是有一个主题即现代化的建设。按照现代化的理论来讲，实际上毛泽东所探索的主要是初级工业化这个阶段的建设，他想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国的初级工业化(毛泽东经常将现代化和工业化混用，他没有严格地区分两者的界限)。在现代化建设中，他做了很多事情，既有实践探索，也有理论探索。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一五”计划的建设，后来形成《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化建设经验；再后来是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提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接着发动“大跃进”，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又搞“三线”建设。这条建设之路的线索是非常清晰的。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在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作了三个重要的选择，对我们共和国的发展至今都产生着很大的影响。

　　第一是制度方面的选择。工业化有很多道路，有很多的制度选择，包括资本主义的制度选择，还包括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在当时，这种制度选择对毛泽东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作为那一代的共产党员，他必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社会主义的制度，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现代化，实现工业化。这个选择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从毛泽东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开始，就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但在制度选择里面，还存在着一个是走自己的路，还是跟着苏联亦步亦趋的问题。

　　最初我们是跟着苏联走的。在那个时代，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就意味着选择了苏联道路，正所谓新中国成立以后流行的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看家的本领，更没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技术，西方国家对我们是封锁的，所以我 们只能取之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时，我们当时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就像当年在探索出井冈山道路之前，我们认为中国搞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一样。所以，新中国最初的建设决策，包括“一五”计划的制订，都是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完成的。客观地讲，当时的中苏关系处在一个“蜜月期”，苏联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对于我们“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有意思的是，苏联帮助我们制定的“一五”计划，是包含了他们本国的经验教训在里面的。斯大林建议说：“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但是遗憾的是，到了“二五”计划时期，受到“大跃进”的影响，我们把苏联老大哥教给我们的这个经验给忘了。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到了1956年，毛泽东开始对整个情况进行反思。我们在写《毛泽东传》的时候，特别注意对毛泽东心理状态的观察。很多材料证明，毛泽东自1949年开国大典，走下天安门城楼后就高兴不起来。我认为一个原因可能是担子重，未知数多；而更重要的大概还是毛泽东自己讲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当了苏联人的奴隶，跟着他们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学苏联的，苏联得了感冒，我们也跟着打嚏喷。所以他说，到了1956年“十大关系”出来以后，心情才开始高兴起来。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下决心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了。毛泽东意识到中国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但要探索自己的道路难免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没有代价的决策是不可能的，而且目标取向越高，风险也越大，这是成正比的。我们后来在现代化、工业化这条道路上跌了很多跤，这已经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