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外交

　　20世纪60年代，在整个新中国外交史上是一个孕育着重大战略调整的特殊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成就：首先，顶住了美苏两个大国的巨大压力，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其次，借助于中苏论战，最终摆脱了由苏联控制的封闭落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站稳了脚跟；第三，充分利用美苏争霸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对西方发达国家做了大量耐心的工作，并调整受到极“左”思潮破坏的外交战线，为中美关系的缓和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一切为打破美苏两霸主宰世界的局面、奠定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打下了基础。中国当时的国力很弱，又经历着“文化大革命”的政局动荡，能够在外交上打开新局面，取得重大突破，这在今天看来也是来之不易的。

　　一　毛泽东面对的外部世界

　　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国面对的国际格局，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形成的苏美两大阵营冷战对抗格局。但是，在两大阵营内部和外部，却孕育着新的组合。这对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至少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具有支配国际基本态势能力的苏美两大国，在冷战对抗的同时，开始出现谋求缓和的趋势。这对正在谋求确立自己的战略地位的中国来说，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同时，对作为冷战对抗产物的中苏同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如果说，中国外交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是在背靠苏联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反封锁、反遏制的较量的话，那么，随着苏联谋求同美国缓和的努力的发展，随着中苏矛盾的深化，继续维持这种局面的国际条件逐步消失。

　　最直接的压力，就是苏美核垄断。在核战争的时代，拥有核武器就能够在国际社会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一些后起的大国都千方百计地研制核武器，通过打破美苏两国的核垄断，确立自己的战略地位。这是使国家战略地位迅速提升的一条捷径，中国和法国都在走这条道路。同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力图保持自己在战略上的绝对优势，也必须联手保持核垄断。正是在这一点上，形成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利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导致了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出现难以调和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从1958年苏联提出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开始，经过1959年苏联单方面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直到1963年美、英、苏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导致了中苏同盟的实际破裂。

　　由美苏缓和引发出来的中苏战略利益的矛盾，是导致中苏国家关系从结盟到破裂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作出了两个选择：一是在缓和与紧张的问题上，选择了同苏联相反的国际战略，逐渐突出紧张和对抗；二是更加注重谋求中国独立自主的战略地位。这样，紧张对抗和独立自主，成为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的两个基本要素。

　　第二，在苏美两大阵营内部，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离心倾向。中国异军突起，对苏联阵营形成强烈的冲击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苏美两大阵营，是根据罗斯福和斯大林关于美苏两大国主宰和支配战后世界格局的构想形成的，是雅尔塔体系的具体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又很快演变成为国际冷战格局。客观地说，苏美两大阵营的存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对于一些国家迅速摆脱战乱的破坏，恢复和发展经济是有利的。同时，也有利于肃清祸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苏联阵营的存在，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个大的世界格局下，以中苏结盟为特征的“一边倒”政策，就成了新中国外交的第一个战略支点。

　　但是，两大阵营的出现，毕竟是大国政治的产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战后恢复阶段的结束，两大阵营内部都出现了大国的控制与民族国家的反控制的斗争，在战略利益和国家主权等问题上出现一系列分歧。中苏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从1958年起，中苏两国围绕国家利益和国内外政策，一系列摩擦接踵而至，两党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核心的问题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苏联企图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全面控制，从经济、政治到国防、外交，各国的内政外交都要和苏共“二十大”路线保持高度的一致。中国一贯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十分反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就范，并且逐步提出了一系列截然相反的主张。这种矛盾对立，最终引发了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意识形态大论战，导致了苏联阵营的一次大分裂。

　　20世纪60年代前期，中苏关系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这方面的思考，远远胜过对中美关系的思考。道理很简单，就是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加强全面控制的做法，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同时，来自美国的压力继续存在，并通过越南战争升级逐渐构成对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但它对中苏关系迅速恶化又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第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走上民族独立道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维护国家主权的要求，在国际社会逐步成为正在崛起的政治力量。这些地区既是苏美两大国争夺的焦点，也是中国团结争取的重点。

　　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十分复杂。不过，中国和这些国家有许多共同点：经历相同——都遭受过列强和殖民主义的侵略；革命道路相近——都经过民族独立的解放道路；面临任务相似——在政治独立以后，都面临经济独立的问题，以及在国际交往中捍卫国家主权的问题。这些成为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的基础。撇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不谈，在国家利益方面，同苏联的关系相比，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点要更多一些，也更实在一些。

　　毛泽东对第三世界的关注，开始于1946年。当时，他使用的概念是“中间地带”。这个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包括除了苏美以外的两大阵营中的其他国家。直到1963年以后，毛泽东才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欧洲等国家分开，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论断，认为“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逐渐进入毛泽东的视野，具有了外交上的实际意义。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开始通过周恩来、陈毅发动一系列外交攻势，加强同这些国家的联系，推动这些国家的反美、反苏的革命运动。他在寄希望于两大阵营的分化的同时，把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亚非拉国家上，以此和苏美的压力抗衡，缓解中国外交由于同美苏对抗而产生的孤立感。

　　第四，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热点地区(东西德国、中东、印度支那、朝鲜半岛等)继续存在，有些还在升级(印度支那)，在中印边境、拉丁美洲等地出现一些新的热点地区，给多变的世界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这些热点地区，不少分布在中国周围，对中国的国内外政策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中国不仅继续被美国等西方阵营封锁在国际社会之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受到苏联的排斥和围攻，中国在这些压力和威胁面前作出敏感的政策反应，是不难理解的。

　　总之，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环境，既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新的压力和威胁，也给中国提供了一些新的机遇。中国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减缓这些压力和威胁，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取决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