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书喜欢作注。他在看《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书·徐有功传》时，便使用了大、小圆圈，曲线、三角号等许多标志，多处圈点，十分动情，并在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那么，徐有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所说的“命系庖厨”又是什么意思？毛泽东为什么会由读其传联想到这么多人呢？
　　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执政时一名颇具独特执法技巧的司法官吏，《旧唐书》和《新唐书》均载有其传。他在蒲州任司法参军期间，每每审案，都“力求宽仁，从不轻易动用刑讯，也不轻易判人笞杖刑”，而是用仁义道德去教育感化案犯改过自新。执法3年竟无一次使用杖罚。在他的治理下，蒲州各地民风大改，百姓称其为“徐无杖”。因其卓越政绩，公元689年，徐有功被招至长安任职。武则天执政时，拜为司刑丞。当时，武则天为打击和压制不满其统治的唐宗室和旧臣，任用了周兴、来俊臣等酷吏大肆镇压，制造了不少冤狱，一时间朝野震恐，人人自危。在这种情况下，徐有功顶住各种压力，不怕得罪武则天的亲信，秉公执法，敢于伸张正义，甚至当面顶撞过武则天。为此他多次被罢官，甚至3次获刑，几丧性命。但他一直抱有“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的心态，矢志不渝。周长寿二年，即公元693年，武则天再次起用徐有功，并任命他为左肃政台侍御史时，徐辞而不受，并说：“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看透官场险恶、历尽宦海沉浮的徐有功此时有点心灰意冷了，他将自己比作在林中奔走而生命却必定系于厨子手中的鹿一样，如果接受陛下的任命，以他公正执法的性格，必定也会招致牵连而死。毛泽东读到徐有功的这段话时，不以为然，认为“此言不当”，并由此联想到了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等人。

　 毛泽东批语中提及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愿屈服于敌对势力，因保持独立人格而殉志。毛泽东之所以崇尚这些人，显然与其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性格有关的。在他的人生观中，从来没有屈服二字。为了崇高的人生追求，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哪怕为自己的志向而殒身，是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情怀。所以，在毛泽东的眼中，徐有功并不算是一个完人，毛泽东欣赏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断案手笔，但却对他此时逃避现实，屈服压力的做法予以批评。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
　　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水浒》这部描写北宋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是他极为关注和喜爱的书籍之一。他不但喜爱读，还经常在自己的著作和讲话中引用其间的人物和故事来论证事理。他甚至还从《水浒》中吸取斗争经验和策略，将其运用到中国革命的波澜大潮中。《水浒》对毛泽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价值观的形成。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每每与同学论及救国之道总是以“学梁山泊好汉”作答。后来，他在井冈山点起星星之火，走工农武装割据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不能不说是受《水浒》的影响。所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一直对梁山英雄的作为持肯定态度，他同情英雄们逼上梁山的无奈，肯定他们“造反有理”，对限制农民革命的白衣秀士王伦、太尉高俅等人作了犀利的批判。他甚至还跟别人说：“《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对于这场农民运动的首领宋江，毛泽东对他有过多次肯定。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他还在他的著作《矛盾论》中盛赞宋江的智谋：“《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然而，晚年的毛泽东对宋江的评价重点却由赞扬转向了批判，这种急剧的变化和他对《水浒》的评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1975年5月，毛泽东的白内障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了保护他的视力，尽量把文件读给他听。为了满足毛泽东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北京大学教员卢荻受命为他读一些文史作品，《水浒》就是其中之一。实际上，自《水浒》成书以来，关于它的评价就非常多，尤其是在宋江招安一事上更是众说纷纭，各执一端。8月13日，卢荻就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请教毛泽东，毛泽东先说了自己对《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评价，然后又谈到了《水浒》。谈话后，卢荻将毛泽东的评价整理，次日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后，就成为了关于评论《水浒》的批示：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后来的研究者看到这段批示后，很容易将其与毛泽东先前对宋江的评价联系起来，认为毛泽东在评论《水浒》一书上，出现了前肯定、后否定的巨大思想转变，进而将这种转变的缘由归根于当时特别的政治形势。这种说法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有一定合理性。然而，就笔者所见，毛泽东对《水浒》前后评价的不同更多是出于他所读到的版本不同的缘故。
　　明末以至清代，号称得了“东都施耐庵”原本的金圣叹，将《水浒》一书腰斩为70回，取代了其他版本，成为清朝流行的唯一版本。“金本”《水浒》中，删去了宋江招安攻打方腊的章回，毛泽东并没有接触到这方面内容，这一点从他从未向任何人谈及梁山英雄招安一事也可以证明。但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金圣叹被骂作“封建反动文人”，“金本”《水浒》停止出版发行，那些被湮没了300余年、描写宋江攻打方腊的100回和120回的版本却大量出版发行。在这个时期，毛泽东接触了“金本”以外的《水浒》，所以才会对《水浒》和宋江的评价重心发生转移。然而，其间的共同点是，不论是他赞扬宋江造反，还是否认招安的做法，都是基于他时刻保持独立人格的出发点。毛泽东欣赏宋江和其他梁山好汉“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做法，对他们敢于反抗不合理社会秩序予以肯定，但同时又无情鞭挞他们丧失独立人格、沦为朝廷绞杀农民起义工具的做法。从史学角度来看，毛泽东对《水浒》一书及其中人物的评价，不失为一家之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