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国后毛泽东国民性改造的两难困境

建国后，毛泽东无论在国民性改造的理论探索，还是实践活动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其对国民性改造的系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充分，加之过分注重政治运动和主观精神的因素，而忽视客观的物质基础，以至国民性改造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1．人的个性解放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个性解放是国民性格向现代转换的基本内容和首要条件，不论是在建国前的峥嵘岁月还是建国后的曲折年代，毛泽东都十分注重人的个性解放。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曾致信《解放日报》社社长；“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在《论联合政府》里，毛泽东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不仅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建国后，毛泽东一直致力于改造国民愚昧、保守、迷信等劣根性，希望能够通过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生产关系，使人们从根本上确立独立平等的价值取向，从而实现人的个性解放，最终达到社会主义理想新国民的目标。但他却忽视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发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个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只有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冲破旧生产关系的束缚，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才能使人的个性发展得到充分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个性解放和发展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但实际上，建国后毛泽东在改造国民性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极力运用各种政治运动来破除束缚人们的旧思想旧观念旧道德，最后在人们心目中树立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的理念。这不仅导致毛泽东在国民性改造过程中过分注重生产关系变革和主观精神力量对人的个性解放的推动，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使人的个性解放失去现实的物质基础。

2．个人物质利益的诉求与社会主义整体利益。物质利益是个人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改造国民性的物质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关注人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多次强调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然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又偏重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和国家利益，而忽视个人正当利益的诉求。在毛泽东看来，个人对物质利益的过分诉求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表现，迟早会滑入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泥坑。因此，在国民性改造的过程中，必须用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民众，引导民众，以消除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挫伤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也无法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公有制成为惟一的利益源泉，也就规定了人们利益追求的目标、性质和方式，从而造成人们在利益上对于作为公有制代表的社会主义整体利益的绝对服从。另一方面国家运用行政力量禁止其他利益源泉的存在，并配以政治性的灌输、思想斗争和道德约束等手段，这样就彻底杜绝了人们追求其他利益源泉的可能性。同时，国家还通过协调和控制，使人们之间获得利益的水平处于平均状态，把人们之间的利益竞争降到最低的限度，从而杜绝了利益竞争对社会主义整体利益的冲击。久而久之，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认识就被限定在特定的思维框架下，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信念，诸如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而正当追求个人的物质利益就被看作是一种不高尚的甚至是可耻的行为，背离了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这不仅会受到社会的谴责，而且还会受到自己内心的谴责。因此，人们常常处于“忘我”的状态之中，因而也就失去了来自个人利益方面的奋斗动力和进取精神，人们从社会的平均分配中得到了人人平等的满足，又不得不长期忍受物质匮乏的折磨，并在潜意识中酝酿着对物质享受的贪婪。所有这些，就使整个社会逐渐地陷入了失去动力的状态，不但没有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标，相反加剧了国民原本存在的平均主义的劣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