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尊重客观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保证，只有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才能充分利用规律和条件去改造社会。建国后，面对国民性改造的艰难困境，毛泽东认为，既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而赢得革命的胜利，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也一定可以继续凭借坚强意志和革命热情实现国民性格的现代转换。为此，毛泽东不断用各种方式来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强调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人民完全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发展自己，只要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就可以改变事物的存在形式，就可以彻底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们心中的那种冷漠、保守、自私、不思进取的劣根性。在这一思维模式下，一切施政纲领、决策计划、雄心壮志和实践创造都以是否超出已有传统束缚为标准，这种充满理想和激进的国民心态，一方面“使中华民族长时间停滞和衰落的创造性得到了复兴”，“使整个民族精神显得生机勃勃、意气风发”；另一方面却能使国民形成亢奋、狂热和盲目的行动性格，其结果直接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直至发生民族大悲剧的“文化大革命”。因此，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它要受到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实践主体认识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如果不顾客观规律，盲目地运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然导致偏面性，脱离社会生活实际，也达不到改造国民性的理想效果。

4．移风易俗与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风俗对于人心、社会生活，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心理有重大影响。新中国建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旧有的文化风俗习惯已严重阻碍着新中国的政治文化变革，只有彻底摧毁原有的落后的风俗习惯和文化结构，才能真正确立人民群众全新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信仰原则和生活习俗。尽管毛泽东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爱着中华文化传统，但培育新人新风尚，重塑新的民族精神，以建设新国家的急切需要，使他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强调移风易俗要“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人人动作起来”，从而不断地在全国上下树立新的道德风尚。然而，急切改变现状的心态使毛泽东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逐渐走向了偏执，最终演变为不加分析地扫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除四旧”运动。这种激烈的试图通过全面否定传统文化以彻底摧毁传统文化的原有结构进而改造国民性的行为，不但没有成功地树立起社会主义新风气、新风尚，反而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进而影响了国民性的整体改造。

四、小结

建国后，毛泽东以总揽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全面分析了中国国民的素质构造，在此基础上建构了社会主义理想新国民应具备的人格素质结构和实现路径，并领导中国人民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在这一进程中，尽管其思想和实践的方式途径存在诸多局限，甚至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与不安，但这并不能抹杀其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合理内核及其对当代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指导意义。

一方面，毛泽东以穿越历史时空的战略思维，实现了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想的重大转换。即既不是抽象地批判国民劣根性，也不是遵循近代以来全盘“西化”的改造思维模式，而是把国民性改造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加以考察，坚持批判与吸收、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改造原则，做到推陈出新。同时，也摈弃了近代以来中国许多启蒙思想家在改造国民性进程中存在的重德轻智轻体的倾向，提出了在全体国民范围内进行国民性改造的任务，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实现整个民族的彻底更新。另一方面，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改造无论成败得失，都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理想新国民，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从邓小平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到江泽民强调改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再到胡锦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着国民性改造，并不断总结经验，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当然，国民性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与社会经济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正如江泽民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只有不断的改造国民性，才能实现国民性的现代转换；只有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努力塑造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要求的理想新国民，才能不断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