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简要回顾

1955年，北京60名青年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垦荒，拉开了新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毛泽东和党中央给与极大的鼓励和支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就是毛泽东当年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所讲的一句著名话语，成为以后几十年知青运动的方向和动力。

随后，天津、上海等十几个城市相继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分赴江西等地开荒垦地。截至1957年底，近8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在以后的近l0年间，全国约130万知识青年自觉走上这一道路，其中涌现出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于tt在当时几乎尽人皆知的先进人物，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接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当时成为一件十分光荣的选择。豫剧《朝阳沟》就是反映这一运动的缩影，它在当时被拍成电影唱遍祖国各地，其中的一些唱段被年轻人争先学唱。可以说，全国人民大多数是通过《朝阳沟》才认识的河南豫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认知、赞同程度。

“老三届”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是在毛泽东时代背诵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成长起来并被毛泽东寄予厚望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知识青年。他们既具有相当的科学文化知识，又有很强的革命热情与抱负，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它使毛泽东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未来的曙光，也将重塑一代新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从理想变为可能。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与胆识。向全国发出了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由此把重塑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最早从事知青运动研究之一的美国教授托马斯•伯恩斯坦则将其称之为“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从l968至1979年12年间，全国约有1650万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投身到农村、生产建设兵团，在与大自然斗争的实践中锤炼自己。尤其是前三年，老三届等近600万毕业生分赴老、少、边、穷的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山西等边远省区，把自己最宝贵的岁月献给了农村和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艰苦奋斗的足迹。“上山下乡”的故事曾经感染和激励了无数的中国人。正是千千万万知青的无私奉献，有力地支援了中国边远落后地区的建设，并向那里输送了知识和文化。他们以满腔的革命热忱和宝贵的青春年华书写了一段新中国知识青年自我改造、重塑知行观的历史篇章。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和国内形势发生的变化，由他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历时近3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多数人返城的方式结束。但它却留给了我们久远、激烈的历史震荡。

四、关于这场运动的思考与结论

(一)由上不难看出，占据共和国前期历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与升学、就业、城镇人口等经济、政治层面的问题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其主要的成因。它不是一项临时缓解社会经济、政治矛盾的被动措施，而是毛泽东依据其知识分子观和改造中国社会的信念所自觉进行的一场重塑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长时间、大规模的革命实践。

(二)它重塑了新中国一代知识青年的世界观，拉近了他们与工农群众的心理距离，基本消除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知识阶层“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的腐朽意识和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部分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出现的“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不良倾向。同时，使他们在实践中学会了思考、务实、知与行、权衡与理性，尤以“老三届”为突出代表。

(三)有些论者在评述这场运动时，带着浓厚的情绪色彩，指责它给大批知识青年的个人生活带来极大影响，这是有欠公允的。依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知识青年即使是集中于城市，其生活水平也无法高于普通群众。然而，正是这些被上述评者称为被毛泽东“打人社会最底层”的知识青年恰恰是当今最怀念与崇敬毛泽东的群体，他们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毛泽东的荣誉。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以成长在毛泽东时代为自豪。“因为在农村生活，我才更多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回顾我这一生，值!”叫邢燕子的这句话，值得我们在评价这场运动时客观的、认真的思考。

(四)不可否认，在长达近30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曾出现过许多问题：如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较激进的动员方式、对知青下乡后生活与思想的继续关注等等。但这些问题，远不足以抵消它的积极意义。客观地看，它对农村文化的输入；对农村落后意识的解构；对城乡差别的缩小；对知识分子群体崭新风貌的建立乃至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都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它是毛泽东留给这个社会的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

任何一种社会运动，处在其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都具有其形成与发展的必然和偶然性。其实际的社会效应和影响远不是人们可以主观设想、期望和预料的。同样，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意义也不是那个特定时期的简单评述和结论。关于这场运动的功过是非和深远的历史作用，也许在若干年后才能真正地显现并得到公正、客观的评说。

(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河南洛阳47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