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60年夏，毛泽东感到了压力。对他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做法、口号，开始感到心中没底，自信心有些动摇。

　　“狂热”之后，共和国面临空前饥饿

　　现在的人们很难想像，在40年前，1959年春，在中南海领袖们的家中，曾有过这样一幕：秘书将自定口粮标准的通知，发到各个领导人的手里，请他们按照自己的饭量定一下供粮标准。当时，国家将每个城市人口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要求粮食定量低标准，并以瓜菜代替粮食。据当时中南海工作人员回忆：身高体阔的毛泽东主席，自报的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委员长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总理报了24斤。朱德副主席和毛泽东主席一样，也是26斤。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一样，定在28斤。但是，中央最高领导人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于是，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1961年年底，刘少奇和王光美在广州温泉山附近的树林里捡毛栗子、橡子和苦橘子，寻求解决大饥荒时期的代食品问题。此事对共和国领袖个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事，再说国家再困难也不会让领袖们饿肚子；但领袖们提笔的手却十分沉重，他们比谁都清楚：百姓们的口粮紧张到什么程度！在此之前，他们曾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而他们自己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和群众共渡难关。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饿严酷的现实，最难过的是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主席本人了。他当时对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

　　这种局面不是一天造成的。早在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9年，毛泽东又错误地发动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那场“反右倾”运动，导致极左思潮有增无减，在短短两三年内，国民经济严重不平衡，全国粮食大幅度下降，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农民饥饿，疾病接连爆发，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毛泽东听到农村出现饥荒和饿死人的消息，忧心如焚，坐立不安。在北京，他几个月不吃肉，吃饭时指着盘子里的菜对工作人员说：“你们对我很好，可你们不要光从生活上关心我，而要注意节约。比如这青菜，你们都把叶子去掉，光叫我吃嫩的，那菜叶子不是浪费了吗？”一次毛泽东办公到深夜，肚子饿了，就叫工作人员去弄几个芋头煨熟送来。毛泽东吃了两个，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的呼吸不正常，一看是嘴里还含着一个芋头，急忙从他嘴里往外抠……其实，不论说是“天灾”也好，“人祸”也好，或者说在当时大多数人还不愿或不敢把困难往“人祸”上联系时，中央领导们已经感到了农村形势扑面而来的严峻。

　　1960年10月21日，连主管外交的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也紧皱眉头，忍不住大声疾呼：“今年已经有几个省开始缺粮，秋收以后就缺粮，寅吃卯粮，明年会更缺了，有个怎样度过的问题。一个山东，一个河南，一个辽宁，一个河北，是最难过的，其次是山西，还有几个省。58年、59年几个大战役，把我们的存底挖空了，把我们的存粮箱箱柜柜都拿来吃光了，又来了连续两年的灾害，所以引起困难，明年春天又来个灾害怎么办？人民确实相当地疲劳了，相当地困苦了，情绪也很不好，劳动热情普遍不高，大家外逃也不愿意搞生产，需要我们军队帮一帮。”陈毅的话反映出领导人普遍的焦虑心情。

　　“大跃进”带来的另一个恶果是，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猛增，1960年比1957年增加3124万人，比1951年增加近一倍。这一方面大大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需要向农村大大增加粮食征购，而粮食却没有那么多。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售，库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6月6日，中央在一份文件中说：“入夏以后，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大城市和工业区的粮食库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销7天，天津只能销10天，上海已经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10个城市只能销八九天。”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农村的形势更令人焦虑不安。在继续“大跃进”和准备条件过渡的双重压力下，基层干部花样翻新，演绎出许多违法乱纪的悲剧来。庐山会议前一度有所收敛的共产风、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再次卷土重来，而且变本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