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突然撤走专家，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上海会议结束不久，从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传来消息，中苏两党发生正面交锋，国际斗争更加复杂化。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6月28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6月29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7月2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7月5日开始，8月10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邀集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和有关负责人，连续开会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如何做出答复。7月18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2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26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28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粮食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尖端技术问题。

　　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1300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

　　7月3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目光扫视着每一个发言的人，最后以坚定的口吻说：“明年还清这个账！”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1958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毛泽东重申这些政策，预示着党的农村政策将会有一个新的调整。

　　细心的人们注意到，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显然，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沉默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象，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经济局面，他在6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处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确实太疲劳了。

　　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少看文件。”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从6月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以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国际问题方面。进入10月以后，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毛泽东的心思和注意力又更多地转回到国内。虽然中央决定毛泽东休息一个时期，但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根本无法做到。他照样很忙，找人谈话，批阅文件，会见外宾。当他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时，心情极为沉重，常常睡不着觉。从10月开始，毛泽东开始吃素，不吃肉了。他对护士长说：“国家有困难了，我应该以身作则，带头节约，跟老百姓共同渡过难关，不要给肉吃，省下来换外汇。吃素不要紧。”护士长怕他营养不够，影响健康，每天都给他计算摄入食物的热量。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的体重这时下降到75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