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对反修防修问题的密切关注使他越来越担心接班人成为赫鲁晓夫那样的修正主义者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毛泽东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现实危险性看得异常严重，清除中国的“赫鲁晓夫”成为毛泽东日夜思虑的中心问题。

　　1964年2月29日，他说: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4月10日，毛泽东又说，这些人的理论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

　　毛泽东在1964年上半年突出强调要警惕中国出赫鲁晓夫的问题。他那时主要担心的正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

　　一个是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在讨论修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讲话时，刘少奇情绪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总结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

　　刘少奇对最近几年来的错误的深刻批评，特别是对于“三面红旗”所持的怀疑态度，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为了表示他的不满和愤怒，毛泽东在讲话中突然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可能在中国复辟的问题。

　　再一个是“包产到户”风波。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到湖南农村调查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的情况和问题，结果是60%的农民认为退得不够，只有分田到户，才能够解决问题。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正在外地巡视，田家英就向刘少奇讲了。刘少奇认为解决人民当前的严重困难，采取这样的办法是可以的。陈云、小平、林彪也同意包产到户。而在毛泽东看来，“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搞修正主义。所以他回到北京以后把刘少奇找去，责备刘没有顶住这股单干风。还质问刘: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

　　还有一个就是外交方针问题。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对苏修的斗争中不够坚决。他曾说过:“我们党几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头号接班人刘少奇被排除在外，这恐怕不能说是毛泽东的一时疏忽。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在1964年上半年突出强调要警惕中国出赫鲁晓夫的问题。6月16日，他提出接班人的五项条件。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著名的《九评》，其中写进了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并把赫鲁晓夫当作违背这五项条件的反面典型。毛泽东当时提出这五项条件，既是虚指，也是实指，就后者而言，他针对的是他的接班人刘少奇。毛泽东实际上是隐晦地对刘少奇敲响了警钟。

　　1964年12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制定“二十三条”。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在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要议论一下主要矛盾的提法，毛泽东立刻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刘少奇提出:运动的主要矛盾　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则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认为，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但是，刘少奇仍然坚持认为，“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请了一些人吃饭。席间他严厉批评了刘少奇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12月27日，毛泽东严肃地指出: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后来，政治局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却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步的。”

　　毛泽东认为，四清运动是为了挖掉修正主义根子而开展的运动，其性质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刘少奇虽然在指导运动的方法上偏“左”，但最后落实到具有实质性的问题时，却提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完全回避了阶级斗争这个要害问题，这不是“形‘左'实右”是什么?作为社教运动的指挥者、作为他的接班人，居然弄不清社教运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可见刘在政治上是很成问题的。

　　所以，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的两大罪状。

　　总之，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表现让毛泽东对刘少奇彻底失去了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