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为新中国国家利益的争取与维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国内学术界对此已基本上取得了大约一致的看法。笔者也在拙文《论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1]和《毛泽东与建国初期新中国国家利益的争取与维护》^[2]中有过论述。综观探讨毛泽东国家利益观问题的研究成果，发现有不少学者都持有这样的观点：毛泽东“对经济利益考虑相对较少，更多地突出了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甚至为了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不惜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承担起一些超越国家能力的经济责任”。^{[3]（P35-36）}毛泽东即使在开展对外经济援助的时候，也“并不单纯是谋求经济利益，而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利益”。^[4]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却没有人专门研究。本文认为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及由此指导下的新中国国家利益实践无论顺利与曲折、成功与失败，都与他对当时新中国所面临的时代主题的认识和判断息息相关，也与他对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思想和方法的理解与运用联系密切，更与他独具特色的个人思维方式与民族心理的交相辉映的互动作用密不可分。虽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都并非尽善尽美，但毫无疑问他的既独具中国特色而又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国家利益观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利益实践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研究和探讨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以及辩证科学地看待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中的是非曲直和得失成败都颇有益处。

一、对时代主题的认识考量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不懈奋斗的时代正好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严重对峙局面逐步形成和日益充分发展的特殊时代。毛泽东曾将这个时代概括为“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5]（P1260）}这一概括便成为毛泽东制定国家利益政策、方针和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实，毛泽东在对时代主题的认识问题上比较复杂，并不象有些学者简单地就把毛泽东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主题定位为“战争与革命”或者“革命与战争”就可以了。毛泽东从建立新中国之始至1976年他逝世之终，并没有把他的神经始终高悬于所谓绝对意义上的“准备打仗”之上。他对时代主题的认识也并没有始终凝固在“革命”或者“战争”一点之上，而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而随时作出了相应的调整，而这样的调整正是基于以下的认识和判断。

首先，毛泽东认为在这一时代特征中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战争的根源。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自有私有制以来一切不公、自私、剥削、压迫的集大成者，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环境下爆发的战争就有着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战争的显著特点，即无论从参与战争的阶级状况还是从发动战争者欲要达到的政治目的来看，它都既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20世纪上半个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正好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存在其内部的不可调和与不可克服的矛盾的客观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的客观现实，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闹腾和斗争，由此产生出许多矛盾，在所有这些矛盾之中，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比较大些。虽然它们的这种矛盾很大，但它们却往往假借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来掩盖它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只要帝国主义制度还存在，爆发世界战争的危险也就仍然存在”。^{[6]（P384）}“只要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就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7]（P380）}

其次，毛泽东认为对待战争要有正确的态度。毛泽东是一位职业革命家。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与中国革命和中国所从事的反侵略战争有着不解之缘的。因此，战争是什么和战争意味着什么，他有着比别人更多的体认与更深刻的认识。这就是战争是人类社会出现的互相残杀的一个怪物。有了这个怪物，人类的生活就不得安宁，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就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人类的精神状态就会发生扭曲甚或变态。因此，远离战争，避免战争，消灭战争应该成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的追求。但同时他又认为战争往往有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因素，因为世界上有垄断资产阶级，恐怕他们冒里冒失乱搞，所以，要对战争有所准备。况且，对于熟识历史的毛泽东来说，战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也是历历在目的。“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并不多见。国外有人用计算机统计，自公元前3200年到1964年的5164年间，世界上共发生过14513次战争，这期间，只有329年是和平的日子。”^[8]（P16）可见，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发生的频率。对此，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十分清醒的头脑。既然战争的发生和发展总有着不可避免性的一面，那么，人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战争呢？他根据自己参加革命和反侵略战争的体会认为，在正确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其一我们不要战争，并坚决反对战争，并提出消灭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9]（P174）}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不要害怕战争，并予以有效回击。因为战争“这个决定权不操在我们手中，帝国主义一定要打，那末我们就得准备一切，要打就打”。就是说，当战争打起来了，“怕，它也打，不怕，它也打。既然是怕也打，不怕也打，二者选哪一个呢？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10]（P412）}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世界大战还是不打为好。

再次，毛泽东认为和平与发展环境的争取和维护既取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与团结，又取决于世界人民的不屈斗争。和平与发展的环境是相对于战争与革命的环境而言的。一般而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由于战争的时期远比和平的时期长，所以人们对和平环境的向往就特别强烈。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帝国主义者却往往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追求导致出种种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手段又常常要诉诸武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制止战争，争取和平，其一“我们必须进一步地发展同社会主义阵营中各个兄弟国家的友好合作，并且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加强团结”，^{[10]（9115-116）}并使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不断提高；其二只有社会主义各国同各民族国家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继续团结一致，并且在全世界人民的拥护下继续进行坚定的斗争，避免战争，建立世界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才确实能够出现。因为在这种形势之下，任何一个好战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都很不容易发动世界战争。他始终不相信“一纸条约或者一席谈判就会使帝国主义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因此，他号召“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决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过加强团结、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11]（P504）}他还特别强调：要想取得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局面，“只有加强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建成统一战线，作斗争”，使帝国主义者“前方有顾虑（社会主义阵营是不容易惹的），后方有顾虑（亚、非、拉人民的斗争），本国也有顾虑”，^[12（P1076]这样和平的局面才能够真正到来。

又次，毛泽东认为战争与和平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毛泽东是运用辩证法的大师。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他同样运用辩证法来认识与处理战争与和平这一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事物。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在人类社会中，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意义上的战争，也从来就不存在什么绝对意义上的和平。也就是说，即使在所谓战争的状态下也往往存在着诸多和平的因素，不可能一说到战争就意味着天天打仗，从不间断；而在和平的环境中也常常出现战争的现象或潜伏着战争的危险，不可能一说到和平就是指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因此，他认为，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战争是特殊形式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他还针对一些人认为的“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后指出：“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10]（P194-195）}并对帝国主义者经常玩弄的和平把戏进行了揭露。在他看来，“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帝国主义者之所以经常讲和平，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其实，帝国主义者的骨子里还是战争，因为“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况且，由于这个“社会制度没改变”，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不安定的”。^{[7]（P383）}据此，毛泽东的看法就是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也可以转化为战争。只是这其中的转化一要取决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二要取决于当时事态的各方面客观条件。

概而言之，在毛泽东看来，在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战争与革命和和平与发展往往是相比较而存在，相鉴别而发展的一对事物的两个方面。但两者相比，战争与革命始终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和平与发展则相对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这就是毛泽东对当时时代主题的基本认识。实际上，毛泽东国家利益观基本内容的几个方面在国家利益战略中的交替变化就是基于他对时代主题的这种不同判断而展开的。也就是说，当他认为新中国面临的时代主题是革命和战争的时候，他就把国家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放在了比较突出的地位之上；但是，当他认为中国面临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和发展的时候，他又会把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放在一定的位置之上。这样的认识和判断使得他的国家利益观和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实践中的各层次利益呈现出交错纵横的局面，既给新中国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增加了光彩，也使新中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有着不同凡响的表现。因为在这一时期，他把新中国的安全利益和政治利益已经看作是国家当时面对的最高和最大的两个层次的利益了。

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国家利益价值取向

意识形态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们和统治阶级都普遍重视的一个问题，尤其在20世纪当世界上出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以后更是如此。

首先，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是构建新中国国家价值观的思想基础。由于国家价值观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意识形态各要素的综合反映形式，因此它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作用、利益整合作用、力量凝聚作用和抑制不良思想与行为作用的导向功能。毛泽东对于意识形态的这些作用和功能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有所认识。他认为，“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13]（P554）}但由于囿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很难将其系统化和理论化。之后，新中国的成立为毛泽东从国家价值观的层面上来考虑意识形态的问题提供了充分的现实条件。在此基础上，他对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发挥这种作用的途径都作出了明确的说明。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4]（P440）}所以，他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就一直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但他深知如果不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很难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就很难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很难变成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中间中的一种自觉行动的价值观。为此，他不仅向全党指明：“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5]（P534）}而且还身体力行地为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出了突出性的贡献，并用这一理论成果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使之成为全体国民的共同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

其次，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对国家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久，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严重对峙的大格局之下，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时都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深远影响。对制造两极格局局面负有主要责任的美国在20世纪的50和60年代曾经具有最强烈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色彩。针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其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在对美政策方面，毛泽东认为既然美国因为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就敌视新中国，那么，新中国就必须给予美国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对华政策以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对美政策的变化首先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民主革命时期，奉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与笃信西方价值观的中国国民党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战争较量，结果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宣告结束。期间的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曾参与援助和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打内战的活动之中，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极力反对和强烈不满。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决策者并没有藩然醒悟对共产党政策的失误，不仅没有改变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反而沿着与新中国为敌的老路愈滑愈远，甚至还想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毛泽东对此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方面对美国发动的各种意在颠覆新中国的行径进行坚决的反击。如新中国开展的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抗法抗美战争虽然都是在中国人民极度困难的境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决策，但它毕竟向世人表明了在毛泽东领导之下的新中国不畏强敌和勇于与敢于应对强敌挑战、毅然保卫国家安全、捍卫国家尊严的决心和勇气。另一方面对美国掀起的各种反共、反华浪潮阴谋予以不屈不挠的揭露。再一方面对于美国决策层中某些喜欢或善于对新中国搞意识形态划线的言行给以无情的抨击。新中国成立以后，世界上个别紧跟美国之后的国家由于受美国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在中国的问题上，与美国一唱一和。毛泽东认为，美国之所以这样作，就是因为它自认为这样是与它的所谓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这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据我看，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他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段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11]（P159）}这实际上就揭示出了美国利用意识形态手段推行其国家外交政策和实现其基本国家利益的真实用意。

对此，毛泽东不仅指出而且还领导中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到处捣乱的行径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斗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维护了新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试想作为美国这样的强国还如此看重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毛泽东如果对此不重视或者重视不够的话，新中国又能够靠什么来使自己国家的精神脊梁挺直起来的呢？同时，如果一个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不管这样的国际竞争是以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中的哪一方面内容为主）连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没有的话（即在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方面也跟在别的国家或者别的民族后面亦步亦趋从而丧失了自己应有的独立自主的内涵支柱），那么，用于凝聚她的广大国民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又能够依靠什么来支撑起来的呢？其实，意识形态说到底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格和国家尊严的问题。在国际政治生活之中，一个国家或者民族之所以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敬仰和尊重，除了具有十分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之外，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具备一定的精神或者思想方面的号召力、感召力和向心力，而这“三力”的得来需要长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熏陶和培育。如果没有这些，或者说一个在国际上失去尊严的国家，本身就“说明了它的孱弱。它会在失去尊严之后，不得不应付接踵而来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在历史上，一个被他人瞧不起的国家，谈不上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16]（P20）}即使它的经济再发展、再进步，它也迟早摆脱不了被历史所淘汰的命运。这已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早已证明了。

三、阶级斗争的纯熟经验以及它的惯性思维冲击

中国共产党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是其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其区别与其它任何政党的方法论方面的显著标志之一。阶级斗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他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理解与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实践具有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方法之一。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其一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其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透视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其三中国的现实问题只能通过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毛泽东正是运用这样的方法，才使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步步地走向了胜利。

与此同时，世界两大阵营的存在和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促使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不时突现。毛泽东生活的时代正是世界形势发生重大转折的特殊时期。当毛泽东刚刚开始参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当毛泽东真正开始揭开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的时候，整个世界又在经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当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并建立新中国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并呈现出严重对峙和向纵深处发展的态势。综观20世纪上半个世纪的国际风云，不难看出，由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出现和发展，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正在受到挑战或被打破。两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并存、碰撞、冲突、较量和斗争也已经成为不争自明的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就成为当时世界上诸多矛盾中最重要的矛盾之一。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一连串的事件，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立、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的发生等等都是这两种不同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尖锐斗争的反映。这种国际上阶级斗争的发生和发展必然会对毛泽东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判断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在如何对待国际上的阶级斗争问题方面，毛泽东认为，其一既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那么，两者之间的冲突、对抗和斗争就在所难免。为此就有必要向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指明十月革命的道路和由此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趋向，以增强人们的信心和奋勇向前的勇气。其二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的总特点来看，毛泽东又认为，在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这股东风和资本主义这股西风，这两股风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总的发展趋势将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11]（P291）}其三对世界上阶级斗争的现实和现状，毛泽东认为既要予以承认和揭露，又要予以批判和斗争。他认为当今世界上的阶级斗争根源于美国及其追随者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这种政策始终把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作是资本主义存在与壮大的天敌。这样当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变成多国现实的时候，就会引起它们极大的恐慌和仇视，它们就会拼命地对其加以诋毁、阻止甚至施以催垮的企图和行动。

在如何对待国内的阶级斗争问题方面，毛泽东同样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其一，毛泽东认为，国际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国内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作为世界上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最重要的一名成员，其世界范围内两大阵营的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不能不对其产生作用。因此，毛泽东的看法就是，“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17]（P549）}事实上，后来毛泽东在党内开展的的多次阶级斗争实践都是与他的这一认识密不可分的。其二，毛泽东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结果，也是全国人民的一种历史选择。尽管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代表了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但它毕竟是在推翻旧制度的基础上取得的，因而，被推翻的阶级总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总是要同新的社会制度进行某种程度上的较量和斗争。毛泽东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曾经明确地指出过，要想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入的了解，就必须对其产生的根源有所透彻的认识。他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之所以会不时的出现和进行，除了受到国际上阶级斗争的深刻影响之外，主要就在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新制度的不服和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复辟企图。毛泽东一方面指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17]（P548）}另一方面又认为，“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18]（P314）}其三，毛泽东认为，国内的阶级斗争面临着日益严重化和长期化的危险。毛泽东由于直接参加和亲自领导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深知旧政府是怎样灭亡的和新政府是怎样建立起来的道理，因此对新中国阶级斗争的状况和未来发展的动向始终给予着高度的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生活中，随着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局面的持续深入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毛泽东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都作出了日益严重化和长期化的估计。这样，直至“文革”期间，他就把阶级斗争问题始终放在了自己工作中的重要位置之上，最终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四、为国为民的强烈忧患意识与民族心理的交相辉映

在现代国际政治中，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思维方式和整个国家的民族心理状况都会对国家利益的争取与维护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毛泽东由于其特殊的身世和特殊人生经历环境的熏陶，其思维方式的独特性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中独树一帜。很明显，毛泽东国家利益观的形成确实离不开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催生，与此同时，这样的民族心理又反过来不断促使着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能够付诸于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实践之中，两者由此形成了交相辉映的双向互动关系。

毛泽东诞生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面对列强的疯狂侵略，国家支离破碎，山河沉沦动荡，人民生灵涂炭，民族危亡至极”^[19]（P8）的特殊时代。清朝末年的悲惨命运，不仅标识着国运的不昌和民族的多艰，也预示着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死考验。甲午战争之前，中华民族面对的是以“船坚炮利”著称的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中国人除了感到武器、制度等不如西方列强之外，在心灵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撼，而甲午战争的爆发及其对中国人的震惊就不同凡响。面对这样的内忧外患的民族危难，毛泽东不禁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而深深的担忧，并最终形成为他为国家的政治现状和前途而忧虑和为国家面临的潜在的外在入侵威胁而忧虑的早期忧国忧民意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是以这两个忧虑为出发点，带领全国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不仅赢得了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广泛拥护与支持，而且还取得了革命的最为丰硕的成果——建立了能够保证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最大国家利益就是外争民族的独立和内争人民的解放。所有工作的重点都应该紧紧围绕着这两点而开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仍然为国家的安危而忧心不已。第一，十分担忧党变修和国变色。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浴血奋斗而建立起来的中国现代政党和现代国体与政体。可以说，党的一步步发展和壮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逐步巩固和发展都离不开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鲜血和贡献。因此，毛泽东对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荣誉与尊严都极为重视和珍惜。但由于受到两极格局条件下造成的不良国际环境的影响，毛泽东对党和国家能否经受起各种考验仍有忧虑。第二，十分担忧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受到侵犯与威胁。毛泽东一生中的多半时间生活和奋斗于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加上他熟读史书，深知近代以来的中国由于国家安全得不到保证而经常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蹂躏的悲惨厄运。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良好的社会制度和斗志昂扬的民族士气为保证国家领土和主权的不受侵犯奠定了前所未有的坚实基础。但内外敌视新中国的反动势力的客观存在与相互勾结却始终构成为对新中国安全的挑衅和威胁。第三，十分担忧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悲剧的再次重演。近代中国由于落后而被动挨打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边为如何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现代化强国而踌躇满志，但另一边又不得不面对着全国大部分地区落后的社会现状而焦急万分。这样，当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得到根本的巩固后，他就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2]（P1268）}的急切心情来看待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问题，并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尝试。不过，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他认为，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慢一些，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缓一下，甚至还提出了勒紧裤带和准备过上几年紧日子等思想，但国家的尊严和国格不能没有，国家的主权地位不能不保，国家的领土完整不能马虎和儿戏，国家的安全和新政权的巩固措施不能流于形式或者形同虚设。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毛泽东不仅将自己的这种由强烈忧患意识产生的不屈不挠的性格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而且还在处理很多内政外交问题时，情不自禁地把这样的意识、性格和精神贯注其中，这样，他把国家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放在经济利益之上的思想和做法就显得不足为奇和理所当然的了。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毛泽东的这些忧虑显然是富于远见和战略眼光的。但毛泽东并没有一味地把自己的这些忧虑停留在意识的层面之上就算了事。他深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且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不仅创造出了物质文明，也创造出了精神文明，取得了古代中国的辉煌成就，应该说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到了近代以后，中国昔日的光环不仅光彩已去，而且还屡受西方列强的侮辱和欺凌，不是至高无上的主权遭受严重破坏，就是神圣的领土被任意侵占和瓜分，或者是经济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肆意剥夺。中国古代与近代两段历史的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差，不能不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1840年以前的中国古代社会，虽然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历史很长，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很严，弥漫于中国封建社会上下阶层的小农意识很强，生活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对上层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反抗的斗争很频繁等等，但除了中华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之外，就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整体的对外心理而言，整个民族的心理还是以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上述辉煌成就为基准的自信和自豪为主要内容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教化和压制下，人们基本上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安分守己心态各得其所地、生生不息地生活于中国的大地上。在这样的一种生存氛围之中，中国人在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和对外关系的问题上，就逐步形成为一种所谓“中国者，天下之中心也”的民族优越感。然而，鸦片战争以后，古老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和打击之下，不仅损失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丧失了中国的主权和作为中国人的尊严，这就使得中国人民的心理普遍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由昔日的民族自豪感一下子跌入到了民族自卑感的低谷。这时候，有许多人面对中西之间的巨大差距和国家危亡的残酷现实不断地在为中国的落后挨打而悲叹或抱怨，也对中国过去和现时所拥有的一切表示怀疑。他们不仅为中国的器物不如西方而惋惜，也为中国的制度和思想不如西方而愤愤不平。毛泽东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形象地把这种民族自卑的心理表现描述为“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10]（P87）}在这样的民族心理驱使下，再加上自鸦片战争以来爆发的几次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相继失败，就更使得中国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了事事不如西方的感觉。用这样的感觉去指导实践，就出现了当事物的发展呈现出比较顺利的一面时，往往会出现兴高采烈或者忘乎所以的现象；但一旦当事物的发展呈现出不顺利的一面或者遭受到挫折的时候，又往往会出现怨天尤人、牢骚满腹甚至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现象。这一点，不仅在近代的中国社会比较普遍，即使在现代的中国社会也时有出现。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等都有比较鲜明的表现。

这样，一方面国民中悲观失望，自暴自弃甚或玩世不恭的氛围在国家一旦处于危难之时就会甚嚣尘上。这一部分人由于弄不明白泱泱中华大国为什么在古代和近代两个不同的阶段会出现如此巨大反差的历史缘由，他们在长期的苦闷和困惑之中，苦苦找不到破译这一难题的密码。于是，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逐渐变得漠不关心，并进而缺乏甚至丧失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神圣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中还有一些人偶尔具有的能力就是要么对社会的现实状况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超然态度闭眼视之，要么就竭尽全力把积压在心中的诸多不满全然抛洒在对现实社会状况的冷嘲热讽或者控诉与揭露之上。另一方面，就中华民族的整体而言，中国人民在为近代中国因落后挨打而痛心疾首的同时，也并没有就此完全消极沉沦。他们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并不甘心中国的落后和挨打，他们在积极地为中国的前途和未来寻找着出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当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已无比坚韧的意志与毅力，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克服种种困难险境，最终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难探索的辉煌成就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表现出来的非凡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感到了由衷的赞赏和敬佩。因为“面对无休止的社会混乱和民族灾难，驱除外强，结束纷争，恢复秩序，让人民过上平稳的正常生活，遂成为民众最深切、最普遍的心理饥渴。这是一个渴望和期待英雄的时代。因为只有英雄才能带领人们走出灾难的深渊，只有英雄才能让人们看到希望，才能调动起民众的热情，并将它汇集成改变现实的强大力量”。^{[20]（P186）}毫无疑问，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这样的英雄。这样，当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中的某一具体观点或者思想产生与形成，并决定要付诸于国家利益实践的时候，由于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高度信任和真诚的尊敬，毛泽东在实践他的国家利益观方面就获得了无限深厚群众基础的重要源泉力量。但也毋庸讳言，毛泽东国家利益观中的某些不正确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在实践中得到贯彻与执行，也同样不能不说是与在这样民族心理支配下的民众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从后者的意义上来理解，有人把毛泽东比喻为“神”，甚至还有人写出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这样一类的著作，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神，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神来看待，而是老百姓，而是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得到益处的广大劳动人民把毛泽东当作了“神”来敬仰。何以如此，就是因为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心目中认为，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世世代代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和处境才能彻底得以改变；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才愿意跟随着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赴后继般地去奉献自己的一切；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们才认为和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国家和民族以及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在做着贡献，为新中国国家利益的谋求和维护在增着砖与添着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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