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式提出

　　原来设想至少l0年内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但是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深入发展，形势发生了变化。在“五反”运动中，特别是上海在“五反”运动中查出资本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漏税的，违法活动相当普遍。尤其是在供应朝鲜前线的军用物资中发现伪劣变质食品、药品，造成我志愿军食用或服用后出现致病、致残，甚至被夺去生命的问题，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杨尚昆说，“当时，就有一些同志，包括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提出立即没收民族资本，搞垮资产阶级‘左’的主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坚持要保护民族资本家过关。有一次，我到毛泽东那里去谈到这个问题，毛泽东说：‘现在就要搞垮资产阶级那是托派的主张。’”

　　如何妥善地处理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经过周恩来、陈云等研究并经中央同意，制定了在“五反”运动中对私营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即对工商户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并规定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两类要控制在工商户总数的5％左右，最后处理也是很宽大的。据当时的统计，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八大城市，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户总户数共42．6万多户，划为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只有1．2万多户，占总户数的2．9％。大大低于5％的控制数；八大城市的工商户违法所得l4万多亿元(旧币，下同)，而退补罚款仅追回6．2万亿元，约占应追回的45％。当然，个别地方也难免有对问题估计过于严重，出现斗争过火、补罚过重的情况。杨尚昆说，“像荣毅仁是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的工商户，在‘五反’运动中也发现有一些问题，应该怎么划?根据上海市委的意见应划为基本守法户。毛泽东看了上海市委的报告以后说划为完全守法户。荣毅仁这面旗帜一树，就把工商户中的绝大多数重新拉到我们这边来了。”

　　运动后期，部分工商户生产经营发生困难，一些工厂停工，工人失业，还一度出现了市场停滞、交易清淡、物资积压等现象。这一方面使有的工商业者对前途信心不足；另一方面，经过“三反”、“五反”，广大干部群众过多地看重私营工商业者消极的一面，在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也存在着宁“左”勿右的情绪，怕说和资产阶级划不清界限，丧失立场。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店员则认为，“五反”整了资本家，这下子社会主义快了。

　　“五反”运动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的步伐。l953年夏，李维汉在他的《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意见》(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就是拿着写在这份报告的未定稿上的提纲讲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是这样估计的：“现在，全国私营银行除个别外，已经合并为一个公私合营银行，由国家银行完全可以控制；l952年公私合营工业生产总值较之1949年增加5．8倍，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包销、收购等约占全部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总值的一半。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纽带，国营经济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部分。国家掌握了全部资本主义工业产品的主要部分，从而控制了这部分商品的流通。在国营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之外，正在发展着的合作社商业，也日益增多地抵制和限制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削，日益增强着国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一切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正在逐步地受到控制、削弱和割裂，而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则日益扩大和加强起来。”到1952年底，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得到全面恢复。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扣除物价因素)比1949年增长77．5％。其中，工业增长178．6％，农业增长48．5％。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除个别的以外，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l953年起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

　　城市中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农村中互助合作运动是紧密联系着的。当时，在我国农村发展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也是有一定基础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广大解放区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怀着极高的政治热情踊跃参军、支前，农村劳力、牲畜极端缺乏，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各种形式的互助组织发展很快，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1951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指出：“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所发扬起来的生产积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乃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要克服很多农民在分散经营中所发生的困难，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组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当做一件大事去做”。到l952年底，参加农业互助组的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40％，还试办了3600多个农业合作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则明确规定，到1957年参加现有的初级形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将占全国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讲了一段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他说：“我们认为，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综观以上所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在1953年正式形成，可以说是大势所趋，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杨尚昆说，“我完全同意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作的评价：‘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毫无疑义，新民主主义一定要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在于从什么时候开始过渡，过渡期多长，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表述得十分明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就是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过渡了。对此，毛泽东解释说：“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于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过渡期需要多长?总路线的《宣传提纲》的回答是：“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时间(从1953年算起，到1967年基本上完成，加上经济恢复时期三年，则为十八年，这十八年已经过去了四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志是什么?根据《宣传提纲》也可以概括为两条：第一，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毛泽东说：“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品和农业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今天看来，想要用短短15年的时问(即使再长一些)完成这些繁重任务显然是不切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