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周恩来身边工作

　　1937年我高中毕业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很快北平沦陷了，很多大学南迁。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学校，一时没有迁走。就这样，我考上了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读了两年书后，1939年我随在西南联大工学院当助教的哥哥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继续学习。1940年，我加人中国共产党。l941年初皖南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反共的形势很严峻，组织上决定让我们疏散到云南各地。我在泸西师范学校和小学教了一年书以后，因为党内发现—个有内奸嫌疑的人，云南省工委让我离开云南，到重庆红岩村找中共南方局分配工作。我到南方局后，见到组织部部长钱瑛大姐，她让我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找个职业，站稳脚跟，开展工作。正好我有一个本家哥哥在国民党一个兵工厂工作。我就通过他的帮忙，在这个厂的子弟小学当了教师。一年后，由于是兵工厂的子弟学校，统治得特别严，连小学教师都被要求加入国民党。我就到红岩村找钱瑛大姐，请示怎么办。她说：你能不能再上学呀?这时，燕京大学已经搬迁到成都。于是，1943年春天我到了成都，继续在燕京大学学习。1945年，我大学毕业后，先是到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后日本宣布投降，新闻处随之撤销。由于我的党组织关系在重庆的南方局，上级领导要我回重庆找南方局分配工作。

　　我到重庆的红岩村后，南方局外事组的王炳南、龚澎接待了我，考了考我的英语能力，就同意我留在南方局外事组做翻译工作，主要是把《新华日报》的消息翻译成英文，散发出去。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翻译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消息。

　　与周恩来副主席第一次见面是在1945年底。当时正赶上他才从延安回来，在红岩刚作完报告，外事组的领导罗清就带我去见他。他问了我是不是跟龚澎一起工作等问题。这是我初次见到久仰大名的周恩来副主席，终生难忘。

　　1946年4月底，我们中共代表团的人乘美军飞机从重庆到了南京。5月3日，钱瑛大姐和我爱人李晨也乘飞机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团驻地在梅园新村，这个地方离国民政府的总统府不远，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严密监视，因而我们一般不随便外出。李晨负责联系中央大学等学校的进步青年，有时必须出去，就得和特务周旋。我在梅园新村南方局外事组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将翻译好的消息和传单等散发给外国友好人士和记者。

　　1946年10月，国共谈判破裂，中共代表团开始从梅园新村撤退。周恩来副主席安排我和李晨于10月16日飞回延安，是代表团中第一批撤退的。11月19日，周恩来副主席、邓颖超大姐和董必武等也飞回延安。

　　在延安时，我们住在杨家岭，常见到毛泽东主席出来散步，他也知道我们是从南京回来的，有时候打打招呼。回到延安没多久，胡宗南就要进攻延安了，我随单位疏散到王家沟。周恩来副主席从南京一回到延安，就将我调回，因为我正保管着在南京时外事组的档案资料。这时我主要做秘书工作，曾帮周恩来副主席给宋庆龄写信，还给一些外国朋友回过信。

　　1947年二三月间，胡宗南进攻延安了。3月11日，我跟随机要部门的队伍撤离延安。到了绥德，我与在中共中央青委工作的李晨会合，又一起往东行军，准备渡过黄河到山西。正当我们走在山西静乐县境时接到县委通知说，周恩来副主席发电报要静乐县委通知我和李晨停止前进，到兴县去找邓大姐。于是我们调头往西走了两天，到了兴县贺老总(贺龙)部队的总部蔡家崖，见到了邓大姐。我们在兴县休息了几天后，就奉命到临县三交镇，向中央后委报到。我仍在外事组工作，李晨在城工部参加李维汉主持的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总结工作。

　　当时，外事组的工作主要是为党中央了解世界提供信息和参考意见，对外宣传解放区。另外，外事组的同志还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参加土地改革，到群众中去锻炼自己，同时加强政治和业务学习。l94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从陕北东渡黄河，到达河北平山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汇合。外事组也随即离开山西临县，于5月进驻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村。由于这时我个人承担的工作不多，就到李晨所在的城工部帮着做些事情。

　　1948年12月平津战役胜利进行时，接管北平提上日程。1949年1月，我随李晨回到北平，他当时带领一支青年学生队伍参加接管工作。从1939年我离开北平算起，已经整整l0年过去了。这l0年间，我只在1946年父亲去世后回来过。这次回来，

　　心情完全不一样，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就是“解放”了，迎接解放的心情，那是多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