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总理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采取多种办法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斗争，保护了相当一批党内外领导干部。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坚持落实党的政策，大力推进解放使用老干部的工作，使一大批高级干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保存了党和国家的元气。我当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曾参与承办周总理交办的解放、使用老干部的工作，现简要记述如下： 

　　抓住机遇，因势利导推动解放老干部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等人极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大批领导干部被打倒，受到迫害，不少人被立案审查和监禁。l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开始有意识地解放起用老干部。10月4日，他在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他以讲话的方式为“二月逆流”平了反。l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出席陈毅追悼会，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并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还对一些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作出批示，如在一个同志子女的来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在一个同志亲属的来信上批示：旧北京市委一案无人负责，多年不处理，似不妥；等等。他讲的“各得其所”、“以礼相待”、“刀下留情”三句非常重要的话，成为解放使用老干部总的指导思想。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总理抓住时机，因势利导，批判干部工作上的极左思潮，想尽办法解放老干部。他指示《人民日报》(1972年4月24日)发表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要按照团结——批评一一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他严厉地批评说，有的部门不使用老干部是政治性错误。8月，中央明确要求：要抓紧解放使用老干部，大区书记、中央副部长、省的一、二把手，要列表上报中央。同时还明确了解放老干部的四条原则：结束审查、恢复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分配工作。

　　为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完成解放干部的任务，1972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组织部调配力量，成立解放干部的专门机构“落实干部政策小组”，指定由我牵头负责。小组共有10多个人，成员由比较精干的干部组成，小组在中组部主要负责人郭玉峰的具体领导下承办中央交办的任务。因为解放老干部的任务责任重，工作量大，时间要求很紧，在党的十大之前，我们机构成员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 

　　力促邓小平复职

　　邓小平同志为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9年被疏散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1972年8月，他致信毛泽东，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自己的保护表示感谢，热烈祝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同时，邓小平表示，自己身体还好，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重要批示，列举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并说，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次日，周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批示的内容，并印发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

　　1973年1月29日，郭玉峰紧急召集中组部和有关小组的负责人开会，会议传达说，前晚的政治局会议在讨论组织部上报的解放老干部名单时，周总理明确提出：邓小平同志的事情要按照四条原则办，但要有个文件上报、下发，否则没有酝酿，全党会感觉突然，组织部要负责搞个文件；邓小平同志的信要搞成一个摘要。郭玉峰传达完中央精神后，责成我负责办理这项工作。这是一件事关全党的大事，将对推动解放使用老干部产生巨大的影响，我深感责任重大。于是在会后一面动手摘要邓小平同志的信，一面同调研组的袁木商量即将形成的中央文件内容，决定将毛主席的批示全文写入文件中，文件主要内容为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邓小平同志信的摘要则作为文件的附件，文件标题拟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的决定》。文稿由袁木拟就，文稿全部拟好后报送给了中央。

　　周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文稿进行了讨论，决定同时恢复邓小平的副总理职务。周总理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报送毛主席审定，同意后，于3月10日正式印发至县、团一级。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说，中央已经决定让邓小平复出以协助周总理工作，待十届人大之后，便由邓小平全面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文件发出后，在全党引起很大反响，被打倒的老同志纷纷给中央写信，检讨自己的错误，同时要求分配工作。许多老同志被陆续解放出来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对稳定局势、推动生产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责成调阅研究材料，解放谭震林

　　谭震林同志为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67年2月，在中央碰头会上他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一起，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了针锋相对、大义凛然的斗争。这次行动被诬为“二月逆流”。因为这个，谭震林受到斗争批判。不久，他被立案审查，l969年被疏散下放到外地。

　　1973年1月，周总理指示：谭震林也由中组部负责，(其问题)原在二办(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审查)，叛徒问题没有，(只是)有个黄彩弟问题不太清楚，要调材料看；谭震林可回北京，按四条原则办。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专案办将有关谭震林的审查材料送到了中组部，材料有4箱多，其中多半是属于专案组调查材料。从材料看，当时主要审查了谭震林5个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所谓“被捕叛变”和“投降敌人”两个问题。前者指的是1938年1月，谭震林任新四军支队副司令员时，途经瑞金被叛徒黄彩弟所属国民党部队扣留。此事是国民党同我党搞磨擦所为。事件发生后，谭震林向手下战士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可以先交出去，以后再交涉。后经新四军领导人叶挺、项英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交涉，谭震林等被释放，国民党军交还了被缴的枪支。由于事发国共合作初期，如此处理并无不妥，因此根本不存在“被捕叛变”的问题。后者是1937年5月间，谭震林任闽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闽西军政委员会曾经与国民党方面谈判红军改编问题，经过谈判，闽西红军改编为抗日义勇军，l938年1月新四军成立后改为新四军所属支队，谈判是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进行的，而且有的调查材料证明，此次谈判谭震林并未参加，所以所谓的“接洽投降”根本不成立。

　　这样，经过我们对调查材料的认真研究，认为这些问题均不存在。在将阅看调查材料情况和所得的结论意见向郭玉峰作了详细的汇报后，我们于3月3日以中组部的名义写出了正式报告，上报中央。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谭震林当选为中央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