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深刻的几件大事

　　回北平后，我依旧回到中央外事组工作，当时在和平门松树胡同一个很普通的小房子里办公。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外事组划归了外交部，我在由杨刚(曾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杰出作家和国际问题专家)负责的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工作。

　　有一天，周总理到外交部作报告时见到我，说：“你在这儿啊。”周总理为何这样说呢?因为自从撤离延安后，我们已经有两年多没见面了，他也不知道我在哪个部门工作。当时，新生的共和国在外交方面的工作很多。周总理兼任外交部长，需要有个人在他和外交部之间跑联络，他认为我还合适，于是就让我到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

　　1949年12月1日，我到周总理办公室正式上班，办公地点在中南海西花厅。当时，周总理办公室初建，机构很简单，于刚(曾任重庆《新华日报》党支部书记，1952年调到中央统战部，长期做统战工作)管统战，李琦(曾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管政法等，还有就是我们外事组，负责联系外交部。之后，总理办公室才逐渐扩大。

　　当时，周总理选驻外大使的重要考虑是找一些打过仗的将军。原因很简单，这些将军久经沙场，做事有谋略，很硬气，腰杆直，能维护国家利益，周总理称他们为“文装的解放军”。周总理对他们说：群众工作出了错，别人还能原谅，

　　但外事工作无小事。周总理为外事工作干部制定了16字守则，就是：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他要求外事干部首先要牢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要热爱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的主权，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朝鲜停战谈判的时候，李克农、乔冠华、伍修权都在开城，周总理在国内运筹帷幄。那时，开城天天都来电报。前方来了电报以后，周总理办公室负责此事的杨刚先起草复电稿，送给周总理审阅，周总理批改、同意之后再给毛主席看。

　　周总理如果还有斗争策略等其他想法，就和杨刚商量，再起草后发出。每次回复电报，虽然是用毛主席的名义给金日成、彭德怀的，但都是周总理首先考虑各种情况和政策、起草电报，给毛主席审阅、修定。如果事情特别紧急，就等不及毛主席、刘少奇、朱德、陈毅等都传阅，只要毛主席同意就直接发出了。

　　1954年4月，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首个重大国际会议。我作为代表团的工作人员随同前往，主要负责内勤及秘书工作。周总理是中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副代表。当时，周总理非常忙，除参加会议外，还要接触各国的代表。他不光接触大国的代表，还会见一些小国的代表，这使得小国的代表非常感动。此外，周总理与英国外交大臣兼副首相艾登举行了多次谈判，达成了中英两国在北京和伦敦互派代办的协议，创造性地建立了半外交关系。

　　为宣传新中国，我们还把我国的电影拿出去播放。本来准备放新中国初期群众游行的影片，后来有的国家代表团说希望了解中国文化，周总理就安排播放《梁山伯和祝英台》。《梁山伯和祝英台》是中国最初的彩色影片，这些国家代表团看完之后反映很好，认为新中国刚成立，艺术上就有这样的成就，是相当不错的。到会议后期，时间较宽裕的时候，周总理还会见了电影艺术家卓别林和加拿大友好人士朗宁等，并征求卓别林对《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意见。尽管瑞士的风景很美，但周总理没有抽出时间去游览。6月下旬，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团长休假去了，周总理却冒着酷暑，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然后，又赶回国内，与当时在我国休假的越南胡志明主席讨论印支问题。

　　周总理非常维护下属。7月21日，在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闭幕那天，因为事先知道要通过最后宣言，周总理嘱咐负责会议新闻的李慎之(时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不用去会场，而是拿着最后宣言的初稿在别墅里等会场的通知，每通过一段就交给电台向北京发一段，会议对初稿有什么修改就照改。当时，他每等来一个电话，就改正一段，然后用剪刀剪下来，送到电台。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稿子放在窗户边，有几张被风刮走了。稿子发回国内后，人民H报社的同志跟其他国家发送的稿子一对，发现接不上，少了好几段。周总理也知道是下边工作人员出了差错，但他还是赶紧向中央承认了错误，将这个责任承担下来。李f真之发现是自己的工作疏忽，也赶紧将缺少的内容补发了，所以那天的《人民日报》到下午才出版。虽然只是耽误了几个小时，没有造成大的影响，但周总理还是向中央作检讨，并自请处分。李慎之本来以为自己捅这么大娄子可不得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