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尔均，1931年生。1981年10月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厦门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副书记、第一副主任。1983年1月后历任厦门市市长、市委书记、厦门经济特区管委会书记、主任，1993年1月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本文根据2010年6月对邹尔均同志的采访记录整理。
　　1981年9月26日，我到省里参加福建省委全委会，省委书记李振庭同志找我谈话，说你的工作调动一下。我感到很突然，到哪里去？他说厦门经济特区。我南下以后到福建，一直在老区山区工作，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了32年，那里的山山水水我都熟悉。到厦门搞经济特区，我没搞过，心里没底。我说能不能不去？他说不行，省委书记项南同志会找你谈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作为党员当然只有服从。项南同志见面就问我什么时候去，没有商量的余地。省委全委会结束后我回到龙岩已是9月底了，工作交接后，10月4号我就到了厦门。在去厦门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两个问题：第一，特区的使命是什么？第二，全国已经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两省已经实行开放，为什么还要搞四个特区？到了厦门以后我首先向时任厦门市委书记的陆自奋同志请教，他给我讲了一些精神，主要是让我看文件。看过文件之后，我感觉，办特区就是要我们跳出现行体制去闯出一条富民强国之路，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发展的路子。特区的任务就是闯，闯失败不要紧，失败了也就是一个“点”，对全国是个教训，成功了当然就是经验了。但当时顾虑还是很多，新中国成立30多年了，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和法律，若要跳出现行体制，必然同现行的一些规定相矛盾。我想，特区的任务就是改革，经济特区是应改革而生的，改革就是特区的唯一使命，具体办法就是小平同志指示的“摸着石头过河”。 厦门经济特区初创时期，我们主要抓了三件事情。
　　第一，抓基础设施建设。当时投资环境不好，基础设施条件很差。我第一次到湖里去看，2.5平方公里的范围，一片丘陵地带，只有几头水牛在吃草，很荒凉。反过来一想，这样也好，一张白纸，可以从头做规划、搞建设。当时一个香港记者团要采访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情况，我很着急，大概已经是10月7号或者8号了，记者15号就要来。让他们采访一个什么样的厦门经济特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如果是动态的印象会好一些，静态的就是几头水牛在吃草。我们商量决定，要采取紧急措施。当时的规划大概轮廓基本有了，但详细情况还没有制订出来。初步计划是把2.5平方公里的开发范围分成两个阶段，先搞1.1平方公里。我们找来技术人员，对已经规划的几个山头确定了三个标高，准备平整为能够办工厂的厂地。经过一星期的准备，15号那天，香港记者都来了，请他们去看，那一天放炮动土，一大批工程机械车辆推土，场面很壮观。香港的媒体推了我们一把：“一声炮响，湖里特区破土动工。”现在很多影视记录片中经常有这么一个镜头，就是这么来的。当时厦门的交通设施、通讯条件都很差，没有机场。万里副总理来考察时就问，你们有没有机场？没有机场，怎么搞经济特区？人家怎么来？我说我们要建机场，我们想在一个最老的军用机场改建，但涉及到军产。万里副总理说他来做工作，他回去以后，一个星期中央就批回来了，经过设计，我们在1982年元旦动工开始建机场。

　　当时我们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没有钱，中央给了5000万元建设性长期贷款，尽管利息很低，但还是太少了。当时湖里动工，“五通一平”（通水、通电、通讯、通邮、通车和平整土地）要花三四个亿，5000万是远远不够的。怎么办？谷牧同志传达了小平同志的指示，如果政府搞建设资金不够，可以向外借，在建设资金上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个太好了。谷牧同志协调外经贸部，由时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魏玉明同志替我们搭桥，把科威特海湾基金会引进来，向他们借了2200万美元来建机场。当然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湖里建设的钱怎么办？我们向香港中银集团借，他们提出要和我们合作搞一个公司，由公司来投资建设，这样就成立了一个联合发展公司。他们提出，由我兼任董事长，江平（厦门市原副市长、原特区管委会第一副主任——编者注）兼任总经理。我说可以，只要能把钱借给我们，条件好解决。我派了几个得力的同志担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他们也派了人，公司很快就成立了。后来根据中央精神，我和江平同志都不兼任公司职务。后来搞港口建设，又向世界银行借了3亿多资金。建港口一事，交通部有个规定，港口需由国家投资。我们厦门要建，但资金又不够，他们就提出，如果我们能出60%也就是2/3的资金，我们就可以建。这是一个难题，但是我们认了，接着通过财政部向世界银行借钱，世界银行经过评审，答应借给我们这笔钱。资金来源就是这样解决的，可以说是举债搞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