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1904-2005),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新中国成立前,他长期从事社会实践调查和学术研究,参与和组织党在国统区的工人运动和文化建设,并在皖南、苏北、山东等解放区从事经济领导和理论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中央政务院财经委、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经委、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等部门任职。
计划经济时期的物价思想
1949-1966年间,薛暮桥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抑制通货膨胀措施的研究与制定;参与了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若干重要文件的起草和执行计划,参与了数次经济调整的领导工作,创建了新中国最初的统计制度和物价管理体系。这一时期,薛暮桥的物价思想更多地体现在制定价格、稳定价格和调整价格等方面,旨在为新中国创立一套物价管理制度。
制定价格必须以价值规律为基础。薛暮桥在《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一文中指出,只要一个社会中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人们在制定商品价格时就必将受到价值规律的制约。他将决定商品价格的客观因素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商品价格主要由商品的价值决定,而价值是在生产中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之间,也应当进行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就必须使各种工业品和农业品的价格都大体上符合它们的价值。
第二,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如果发生变化,各类商品的价格也将相反地发生变动。如果货币发行量超过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货币就会大幅贬值,物价紧接着也普遍上涨。如果货币发行数量超过市场流通数量的需要,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就会按照货币发行数量反比例地下降,物价普遍持续上升,这就是通货膨胀。
第三,各类商品的供求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价格背离价值。若价格可以自由地波动,商品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供过于求就会跌价。
薛暮桥认为,物价的稳定必须以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为前提。因为在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条件下,“货币是衡量各种产品的价值的计量单位,也是经济核算的计量单位。为着保持物价的相对稳定,保证经济核算有高度的准确性,就必须严格保持货币的稳定,像标准计量器那样,经常代表一定的数值”。而要使币值稳定,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人民币的价值基础是什么。人民币经常代表着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社会产品),“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着全国绝大部分商品,国家掌握的商品库存常常比货币发行总额多好几倍,这是货币的最可靠的保证,这样的保证比不能自由买卖的黄金要可靠得多”。当然,人民币币值的高低在于它所代表的使用价值的多少。
薛暮桥认为,健康的价格政策应体现稳定物价和调整物价的统一。他认为,“物价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它常常是整个国民经济问题的反映”。这就是说,要想稳定物价,就要首先稳定整个国民经济。为了说明如何控制总需求,薛暮桥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购买力的构成及其决定因素。他认为,社会购买力主要由职工购买力、农民购买力和社会集团购买力三个方面构成。职工购买力取决于职工的人数和工资水平,农民购买力由农民出售的农副产品数量与价格决定,对职工购买力、农民购买力和社会集团购买力都要适当控制,以控制社会购买力需求,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消费资料的销售价格稳定了,也就标志着物价稳定了。
薛暮桥不仅强调稳定物价的重要性,也强调调整物价的重要性,要求做到稳定物价和调整物价的统一。他认为,由于生产条件经常发生变化,各种商品的价格必须随时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价格符合价值,反映出商品成本的变动,并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
改革开放时期的物价思想
改革开放时期,薛暮桥已逐渐从一个旧的物价管理体系的坚决拥护者变成质疑者和否定者,他已不满足于暂时的稳定物价,而是希望能够通过价格改革使价格逐步走向市场化。价格改革成为这一时期薛暮桥物价思想的主旋律。
薛暮桥对20世纪70年代末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的危害作了四点总结:第一,导致部门比例失调;第二,不利于经济核算;第三,不利于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第四,导致通货膨胀。他认为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要障碍,必须对我国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整。1980年前后,薛暮桥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调整不合理价格体系的设想,包括明确方向、分期分批、先易后难、综合配套和及早着手、稳步推进等措施的实行,在调整不合理价格体系的同时,改革旧的物价管理体制。
针对当时我国价格管理体制计划定价算不清、价格基础千变万化跟不上、统一定价控制太死等弊端,薛暮桥于1980年提出了他对改革物价管理体制的设想:在价格形成上,多数商品由国家定价改为市场调节;在管理权限上,赋予地方、部门、企业一定的自主权;在管理方式上,实现多种价格形式;在组织职能上,使物价部门从制定具体价格的机关转变为决定调整物价的方针政策以及监督和指导物价的机关。
薛暮桥从计划经济时期新中国物价管理制度的创立者到改革开放时期物价管理制度的改革者,他的物价思想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曲折历程的反映,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实践中不断被深化、发展的反映。他的物价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在当今中国的物价管理中同样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唯上 不唯书 只唯实
薛暮桥对“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深刻反思,反映了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
他曾经是20世纪50年代“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参加者。他在1957年受中宣部的委托,撰写出版了中、英、法、日、俄等多种文字版本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经验最权威的解释者。但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观点,并在中国理论界最先明确地提出了质疑。他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急急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并更进一步指出,“1956年急急忙忙进行农业、手工业租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走了过头路,犯了历史性的错误。”他认为,如果“不承认这是一个错误”,那么我们现在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无法解释了”。
他更加关注如何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使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有发展的空间。他在1979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里,针对劳动力“社会所有”提出“劳动力个人所有”,“劳动者仍然把劳动当做自己的谋生手段”的观点。1979年7月,他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提出“广开就业门路”的建议。他指出,就业问题尖锐化的根本原因是“盲目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因此,他主张“改变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格局”,实行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个体经济“三扇门”的就业方针,广开就业门路。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陈云提出的“三为主、三为辅”设想的简式表达。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成为政治经济领域中一个重要流派的核心主张,在改革启动阶段起到了积极作用。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更成为主流方针。但这时薛暮桥已经超越了自己之前的认识,他认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虽然较之单一的计划经济是一个进步,但是较之商品(市场)经济制度,却有太大的局限性,改革目标应当是建立商品(市场)经济。
薛暮桥的作品通常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语言表达,同时也包含了许多独创成分。他的文风朴素通俗,能够用“广开就业门路”、“打破铁饭碗”、“把‘资本主义漏洞’改成大门”这样生动的语言表达他的创见。虽然他的朴素风格影响了国内外学界对他独创性的深入认识,但他的许多独创概念又往往是可以与现代经济学相通对话的,我们相信,作品的恒久性源自内在品格、而不是表达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