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1893-1969）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历史是最公正的评判者，经过半个世纪的检验，证明范文澜所留下的规模宏大的史学著作和他出色的理论成果，的确是一笔珍贵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予以高度的重视。

　　在老一辈学者中，范文澜由精研国学到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家的道路，极具典型性。他毕业于北大，深受考证学者黄侃等的影响，至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群经概论》、《正史考略》等著作，成为国学名家。他在时代潮流推动下不断前进，“七七事变”后在河南大学举办抗战训练班，后至豫中各地从事抗战民众动员，参加了新四军，并于1939年底到达延安。范文澜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是结合民族生死存亡的亲身感受和抗日烽火的考验获得的，是到达延安之后在这座革命大熔炉中深化的。因此，他与只从书本学习者有很大不同，他是经受革命洪流长期的洗礼和锤炼而学到的，因而成为其血肉和生命中的一部分，能够融会贯通，创造性地运用，并且发出耀眼的光彩。再者，他原先深厚的国学根底，和对祖国历史、文化的丰富知识，至此与运用唯物史观科学理论的指导结合起来，认识得到大大提升，精见迭出。此两项，是范文澜成为卓然特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的关键。

　　范文澜撰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是继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开启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叙述中国历史的新时期。在《中国通史简编》著成以前，中国学者撰著的以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有关中国历史的著作，除《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29年）以外，主要还有吕振羽所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和《殷周时期的中国社会》(1936年）。以上三部著作对于中国史学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它们都是论述中国历史上某一时期的著作。而《中国通史简编》则是第一部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而撰成的通史著作，因而具有更不寻常的意义。

　　范文澜到达延安不久，即被任命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并接受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在短时间内由他主持编写一部简明的中国通史。当时的范文澜，正是年富力强、创造力十分旺盛的时期，他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且因经常得与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交谈，获益更加巨大。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书籍资料更不充足，他却以不到两年时间，在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一笔一字地，然而顺利而迅速地完成总字数达56万的通史巨著，于1942年底分上、下两册在延安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也于1945年底撰著完成，真可谓创造了20世纪学术史上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上达到的成熟，使范文澜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极大的提升；是延安革命精神和人们的思想风貌，使他得到巨大激励和鼓舞；是中华民族迸发的伟大精神，激发他要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型历史著作的热情和使命感！

　　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至1949年在各解放区先后印行了7版，1947年在上海也由希望书店出版，如此广泛传布说明这部著作正符合时代的迫切需要，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迎。戴逸教授曾经精辟地论述：范文澜在延安撰成的著作，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集中了当时革命者的许多智慧，第一次系统地说出了革命者对中国历史的全部看法。因此“奠定了他在历史学界崇高的、不朽的地位”。刘大年先生在其题为“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的讲话中说：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确实都是开创性的著作。“前一部书试图用科学观点对整个中国古代听史作一番概述，它的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成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读物。后一部书用新的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它的某些看法长期影响到学术界。它们的问世，过去了四十多年、五十年，如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部书。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