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具有深刻启迪意义的是范文澜对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长达18年的修订工作及其取得的宝贵成果。修订工作开始于1947年，起初是进行修改，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的时代需要，决定对全书重写。至1953年，出版了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绪言”及第一编（远古至春秋战国）,1957年出版修订本第二编（秦汉至隋统一）,1965年出版了修订本第三编一、二两册（隋、唐及五代十国）。三编共计约110万字。像这样由一人撰写、规模如此巨大、内容如此丰富的通史著作，乃为20世纪史学史上所仅见。修订工作充分表现出范老高度的使命感、严肃认真的著述态度和科学精神，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当时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科研工作的干扰，克服了疾病的痛苦，始终坚持充分占有材料，深入分析和构思，反复推敲磨勘。1963年，他带病用一年时间，遍读了唐人诗文集，在此基础上撰成第三编第七章唐代文化中“百花盛放的唐文苑（诗、词）”和“近体文和古文”两节。据刘桂五先生回忆：当时，范老为此把《全唐诗》通读一遍。“我对他说：‘你用什么就读什么，就可以了，何必通读？’他告诉我说：‘不通读，我怎么会知道要用什么，不用什么！’他是从大量资料中，进行研究，选择可用的材料，而不是抓到材料就用。他治学态度的严谨，我们后代人应该好好学习。”

　　经历半个世纪时间的考验，证明范著《中国通史简编》无愧是一部高水平的科学著作。本书第三编完成和出版的1965年，正是“左”的路线愈演愈烈、“文革”的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夕，范文澜却带着他的助手依然秉承学术的良心，潜心钻研、独立思考，用他们严谨著史的实际行动抵制了“左”的错误，这不仅是传统史家讲“实录”、求信史精神的高度发扬，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生动体现。毛泽东曾评价说：《中国通史》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到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他的女儿李纳到范文斓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的那种方法写下去。毛泽东作为精通中国历史，又是文章写作高手的领袖人物，他作这样的评价，当然意味着对范著在思想观点上、内容上、编纂方法上和文字表述上的高度肯定。

　　今天重读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仍然随处为著者宏大的气魄、开阔的视野、囊括史实的丰富、精辟的分析所折服，也深感对这部巨著的思想意义和科学价值实有作更加深入的分析和评价的必要。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要论述该书杰出成就中“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一项。范老明确指出：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首先必须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书中第一编第四章设了“各族间的斗争与融合”一节，通过爬梳大量分散的史料，头绪清楚地叙述了东周时期中原华夏族及众多少数民族的分布和活动情况，精到地归纳总结而得出结论：东周时期华夏族与诸族经过斗争达到融合，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和国家统一加强、文化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为秦汉统一作初步准备。秦汉时期形成人口众多的汉族，是由华夏族与原先杂居相处的诸族混合而成的，这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史实。第二编东汉一章中，用了更多的篇幅论述东汉王朝与周边各族（乌桓、鲜卑、匈奴、羌、氏、西域各国）的关系，既记载东汉与北匈奴、鲜卑、羌的战争，又极为重视汉与周边各民族关系加强的史实。范老极重视汉代与西域各族联系加强对于促进西域社会发展和促进东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分析汉通西域的完全必要性和深刻合理性，指出：匈奴奴役西域各国，“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西域人民和大部上层人物，都盼望得到汉的保护，从西域各国的要求看，汉通西域是完全合理的；西域诸国内附，割断匈奴的右臂，汉朝才能取得北部边境的安宁，从自卫的观点看，汉通西域更是完全必要。书中写道：班超奉召将归国，从汉诸国大震动，疏勒国大官黎弇怕班超走了，龟兹来报复，拔刀自杀。于阗国王侯大臣抱住班超的马脚，号泣不让走。经过班超20年的经营，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内属，葱岭东西路畅通。其后，班超之子班勇奉汉安帝之命，奋先父之余烈，再次立功绝域，大破匈奴呼衍王，又击走北单于兵，北匈奴向西逃遁，葱岭以东诸国重新归附，从此汉与西域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不绝。“过去汉文化经河西向西流，现在佛教文化经河西向东流。北匈奴被班勇驱逐，向西远走，西域各国免受奴役，有余力发展佛教文化，通过河西这条文化运河，与汉地保持着长期的正常关系。”从张赛通西域，到班超、班勇父子经营西域，这些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今天新疆境内广大地区，早在两汉时期就与内地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中华民族的发展早就融汇着新疆境内各民族居民的宝贵贡献。范文澜在书中所作的分析和记载，无疑是我们加强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他所描写的疏勒国、于阗国王侯大臣为坚留班超在西域而号泣甚至自刃的场面，生动地说明今新疆广大地区早在汉代就与中原休戚相关，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强大向心力和凝聚力，正是我们胜利地穿过狂风暴雨、历经劫难而不断壮大的力量源泉！书中记载各民族的历史还有两项极为突出的：一是对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作了出色贡献的人物，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拓跋焘、周武帝宇文邕、吐蕃弃宗弄赞普（松赞干布）等对本民族和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的贡献，都予以详细记载和高度评价。二是在第三编中设立了“吐蕃国”、“回绝国”、“南诏国”三个专章，以9万字的篇幅来记述隋唐时期三个周边民族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这在通史著作中确实有首创的意义。总之，范文澜著史明确以“记载各民族共同的历史”为指导思想，并成功地做到翔实地叙述少数民族的发展情况和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我们今天推进史学的发展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他的努力大大丰富了通史的内容，提高了它的科学性，证明了各民族共同创造伟大祖国的历史这一真理，并能有力地促进民族间的友好感情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

　　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有高度的信仰，而他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独立思考、破除清规戒律、勇于理论创造和学术创新，他的精神和业绩无疑是后人应该传承的珍贵的思想财富！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