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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毓生:鸿飞那复计东西
发布时间: 2010-12-02    作者:陈洁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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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毓生生平简介:1934年8月7日生于沈阳,7岁移居北平,1948年随父母去台湾,1958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两年后赴美,于197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学位,曾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1970年起执教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学系,主讲中国思想史。2004年退休后任荣誉教授。1994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主要著作有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中译本《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热烈与冷静》、《从公民社会谈起》等。

  一想到林毓生“勇斗记者”的一幕,我就直乐。别看老头儿八十多岁,头发全白了,说话走路都慢吞吞的,脑子却灵得很。记者嘛,常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将采访对象工具化,心里已经想好要写一个什么报道了,自己不能站出来说话,只好借大人物的嘴说出来,于是便引着被访人这么说,那么说。而被访人呢,有糊涂的,就被牵引着这么那么说了,有清醒却功利的,就跟着说呗。

  可是这一套用在林毓生身上,就出问题了。他总也不配合,老跟记者逆着来。“你这样说不对(不准确)”,“我不这么认为”,“你没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后来我发现了,他的“逆”,多在三种情况下出现:全称判断、道德评价和政治语言。对于这三者,他几乎有本能的敏感和反感。 

  他说到海外的谁谁、谁谁谁都和他的观点一样,随即便叮咛记者:报道用我的名字可以,用他们几个人的名字,一定要他们本人同意,我不能代表他们发言。媒体是公共舆论,有别于私下的聊天闲谈;朋友的私交再好,各人的言论和公共形象还是各人负责。对这些界限的警觉,几乎是林毓生的本能。

  他做演讲,会自己带个小闹钟上去,时间一到,自动终止。他说再讲五分钟,就是五分钟。不理解这种严格分明的界限,就不能真正理解自由。 

  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有一次,师生坐在草地上聊天,林毓生顺口评价说,中国近几十年来有大影响的人,无一不是糊涂虫!殷海光顿时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可以为你这句话写二十万字的注解。”

  林毓生乐于说自己是老北京,他说得一口京片子,小时候喜欢听侯宝林的相声,还能喝豆汁。因为父亲从事纺织轻工业,产业越做越大,林毓生7岁的时候,便随家人从沈阳来到了北平。他还记得家里的下人多是满人,教给他很多礼节和待人处世之道。他也记得冬天的早上,一出家门,总能看到路上冻死的人。那时他就想,好的国家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要为我的国家做点什么。

  林毓生先后在北师大附小和附中读书。优越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教育背景,培养了林毓生某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我在读全国最好的中学,受到最好的教育,以后是走在国家最前列的人,中国的未来要取决于我们”。所以,他要读最好的书、最难的书,以后要做最重要的事。我甚至怀疑,林毓生骨子里有点贵族式的考究和“傲慢”,他出门要坐商务舱,对吃住都有要求,他的学生都有点怕他,他说话干脆,直言不讳,自称“我很厉害的”。

  另一方面,对于知识的敬畏和虔诚,通过老北京无处不在的文化氛围,直渗透到林毓生的骨子里。他常去各个书店看书买书,当时他不过十来岁的小孩子,店员见了都很客气,以“您”相称,恭送“慢走”。那份由衷的恭敬,是给知识和文化的。小小的林毓生与知识为伴,心里很受用。

  1948年,父亲决定移居台湾。但家里的钱不够,结果,买半价机票的林毓生和弟弟妹妹们都走了,而正在读大学的哥哥却留了下来。人生的际遇就是这样,在兵荒马乱之际,亲兄弟天各一涯,其间的距离,不过半张机票钱而已。

  到台湾后,他选择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大是最好的大学,而报考历史系,则是为了了解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症结所在,以便对症下药。

  1954年,他如愿以偿地考入大学,结果却领教到了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当历史被当作学问来做时,看重的是考据、史料、故纸堆,这种“学究做派”与他报考的目的背道而驰。看来,通过攻读历史来深化思想是缘木求鱼了。所幸那时候,他遇到了自己人生第一个重要的导师——殷海光,也由此奠定了思想中那些终始不渝的基石:自由、公正、民主、宪政、平等、自我、理性、宽容……

  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是,有一次,师生坐在草地上聊天,林毓生顺口评价说,中国近几十年来有大影响的人,无一不是糊涂虫!殷海光顿时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可以为你这句话写二十万字的注解。”

  但思想带给人的往往不是快乐,而是沉重和抑郁。没有力量的人是承受不了思想的压力的。林毓生也经历过这样一段“思想不能承受之重”的时期。他的精神状态很不好,消沉又萎靡。当时已经是蒋介石统治的末期,但专制统治的现状仍然让他失望透顶,对于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命运几乎不抱希望。一方面,他只想沉溺于纯学术中,“钞古碑”“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逃避现实;另一方面又不甘心,不能忘怀于民族的未来。

  课上,学生讨论完了就完了,哈耶克很少最后总结并给出结论。林毓生认为,这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典型风范,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和价值标准,就应该绝对尊重,不指导和点评,就是不用自己的智识影响和干扰学生自己的智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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