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梁启超与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都有过牵手与分手，但梁启超并不认为这是争权夺利，而是他的中心思想与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风起后，在儿子梁思成那里，父亲已是“抗拒最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而自己从父亲那所受的爱国教育，“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但是他仍说，“我这一生自以为爱国不后于任何人”。

　　在与曹长青的对话中，梁从诫也无一例外的提到，1949年新政权的建立，使知识份子感到中国终于统一独立，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梁从诫在文革后期已看出这个国家的整体性问题，但仍对党和国家有着爱的感情。

　　梁从诫席间谈到，中国需要这种“爱国的反对派”，他用英文强调说，是“loyal opposite”。曹长青后来将这一段对话撰文记录下来，发表在美国《世界日报》上。

　　曹长青问及梁家三代人的共同点与差异，梁从诫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8年（文革下放），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实际上，梁家三代对于社会的推动，并非尽如梁从诫所言。

　　梁启超在学问之外，对于新民主义的传播影响颇为深远，其中的一名崇拜者就是青年毛泽东。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在蓝图中孙中山将成为总统，梁启超是外交部长。晚年时，毛泽东还曾回忆当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

　　梁思成的成就来自建筑，但如今为大众所熟知却是他的“北京城墙保卫战”。也正是梁思成开启了这个抗争先例，才有后来平遥县文管所所长李有华抢救出平遥古城的奇迹。而支持李有华的，正是梁思成的学生。

　　体量远小于北京城的平遥古城，于1997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2004年，北京复建永定门城楼。4年后前门大街、大栅栏等多处古建被修复，北京居民捐出家存的城砖，只为修复一段仿古城墙。林徽因一语成谶，历史仿佛又回到起点。

在梁从诫成立大陆第一个环保NGO的1990年代，环保与NGO这两个概念，对于大陆来说都极为陌生。而现在这样的NGO组织在大陆已近千个。身为新生事物的布道者，梁从诫在1995、1996年两度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首钢搬迁。2005年，首钢搬迁至曹妃甸，连搬迁地址都与梁从诫的建议一模一样。梁从诫说，如果能早几年确定，北京城的空气会好很多。

　　有评论指，身世、家教给予了梁从诫对于整个社会天然而坚定的责任感。而在公开场合作有关梁家三代的自我评价，梁从诫本人却有一段精彩的表达。陈之藩曾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披露，梁从诫在美国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是，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现在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言毕大家鼓掌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