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身份问题是“新移民运动”给现代社会管理制度提出的一大挑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中大量农民流入城镇，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引发的矛盾和难题之多，带来社会变化之快，世属罕见。这一重大的社会历史现象，总是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迫切地需要加以探讨和解答——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大量流入城镇的农民，国内外学界通常称作“民工”、“农民工”、“外来工”、“农村劳动力”、“外来人口”或“流动人口”等等。由于这些进城的农民多数没有城镇户籍，难以成为永久性城镇居民，因此，鲜有人将他们当作“移民”，并从移民运动的角度对这一重大社会变迁进行系统研究。我认为，可以而且应当把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农民流入城镇的行为称为“新移民运动”，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一个重大社会变迁。
　　一、“新移民运动”新在何处？
　　新一轮移民的主体是离乡进城打工的农民。在经济发达的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等沿海地区，一些城市的“新移民”人口甚至大大超过了原居民，出现了引人注目的移民城市，如深圳市。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几次大规模移民运动相比，“新移民运动”具有以下四个明显特点。
　　其一，移民具有自愿性。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主要是被迫的，或者是因为战争而被迫流亡他乡，或者是因为自然灾害无法生存而迁往他乡，或者是因为政府的强制性移民政策。与此不同的是，“新移民运动”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有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而自发和自愿进行迁徙的，并没有外部力量强迫他们这样做。
　　其二，移民主要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古代中国，战争移民、政治移民和灾难移民是历次移民的主流，其直接的动因是政治的或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移民运动”，其主要动因是农民为了增加经济收入，属于经济性移民。
　　其三，“新移民运动”的主要流向是从农村到城镇。中国古代历史上大规模移民，一般都是区域性的迁徙，从生存条件差的地方流向条件好一点的地方，多半是从农村到农村，也有一些是从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城镇地区。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运动”，则主要是从农村流向生产和贸易活动集中的城镇。
　　其四，“新移民”居住时间的暂时性。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移民一般都会在新的流入地永久性居住下来，成为当地的永久居民，在迁出地不再保留亲属和住房。与此不同，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移民”中的多数都是临时性迁入，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能够成为迁入地的永久性居民，大多数人在原居住地保留着房屋和户籍。
　　二、“新移民运动”是怎样形成的？
　　改革开放后，以农民工进城为主流的新一轮移民浪潮形成的直接动因，是农民为了增加收入，改善其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但在这一直接动因的背后，还存在着一系列更深刻的原因。
　　首先是市场化。中国经济体制最根本的改革，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原先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遵循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法则，中国在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后也逐渐形成了两类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即以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为主体的人才市场和以简单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的劳务市场。初级劳务市场实际上就是农村的劳动力市场或农民工市场。这些农村劳动力几乎没有专门知识和技能，其最大的优势是价格低廉。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发展的是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大量需要的正是这些价格低廉的简单劳动力。此外，中国的城乡两元体制造成了城乡居民较大的收入差距，1978年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4倍，2008年更升至3.13倍。可见，市场化条件下农村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仍然极其明显，这是导致众多中国农民向城镇迁移、从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次是工业化。改革开放的根本标志，便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国家工作的重心由原先的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并将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作为最重要的国家发展目标。正像发达国家都走过的道路一样，中国也将工业化当作发展经济的根本道路。过去30多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国家要发展现代工业，除了先进的工业技术、大规模的投资和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等要素外，一个基本的要素便是大量劳动力，而中国农村正好可以提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现象极为突出：一般估计在1.8亿—2.1亿左右，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8％—68％。一方面，城市的快速工业化需要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农村又存在着丰富的剩余劳动力，于是，劳动力从乡村流向城镇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
　　再次是城市化。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经验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根本动力。工业化必然伴随着城市化，这一点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期。而城市化则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加速了中国的“新移民运动”：（1）城镇是工业企业和服务业的集中地，从而也是农民工的迁入地；（2）城镇人均劳动收入要普遍高于农村的人均劳动收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巨大的吸引力；（3）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明显高于农村居民，这也成为众多农民工进城的重要动因。
　　最后是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事实上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新一轮现代化的组成要素。中国的现代化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期间断断续续经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末由邓小平领导的新一轮现代化，在时代背景上与以往的现代化的最大区别，就是世界历史逐渐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日益走向一体化。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看，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扩大的过程，是中国经济整体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全球化不仅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键变量，也是中国新一轮移民运动的关键变量。这因为：（1）中国大量吸引海外投资，外资企业成为吸纳中国农民工的重要场所。（2）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中国成为著名的“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的商品遍布全球，这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而促进了国内劳动力的流动。（3）中国对外经济的依存度明显提高。在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和“人口红利”更加突出，这也是促成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的重要因素。（4）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它们是农民工的主要迁入地。与之相反，中西部地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较低，因而它们便成为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