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哲学大家冯友兰晚年在《三松堂自述》中忆及早年教育：戊戌进士出身的冯父坚持对他先授中学再授西学，认为没有相当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这一教育方针使冯友兰受用终身，晚年深为认可。　　

　　冯友兰与其女

　　比冯友兰小44岁的李欧梵（台湾中研院士）先求西学后求中学，殊途同归，认定中国人文学者的根基在中学，有了中学底子，才有理解西学的基础与可靠的出发点。

　　在这个意义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在正确得很。再从学以致用角度看，没有中学根底，西学再多，亦无法融会贯通施之于用。说到底，文化是对社会现实价值的认识，中国文化来自中国历史，凝聚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集体经验总结，西方文化来自西方历史，乃是对西方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总结，可借鉴不可代替，可参照不可硬套。尊重中学，就是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尊重中华祖先的经验总结，尊重由历史文化积淀而成的民族特质与思维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洋为中用”必须建筑在“中学为体”的基础，渐次而行，逐渐渗透，不可简单废替。

　　曾经喧嚣一时的极左思潮将传统文化一棍子打倒，虽一时有助于对旧观念旧传统的扫除，但毕竟同时埋下极大隐患。当一代青年向国学不屑地“挥一挥衣袖”，他们的下一代便只能从符号概念上熟悉孔孟老庄了——既然皆是糟粕，何必浪费青春！既然国学已旧，何必再予关注。及至“文革”，我等一代“文革少年”对国学已完全断脉。而今，出于“工作需要”再去补习文言，重识儒释道，只能烧一锅夹生饭了，毕竟会背“老三篇”无法代替诵习“十三经”，我等一代人的国学只能似胡适的新诗——一双“解放脚”。

　　而当今的文科生（包括我的硕士生），竟视《论语》、《孟子》这样的初级古籍为畏途，感到难于啃咬，首先从心理上便惶恐起来：“裴老师要求我们读古书！”这声惊叫居然成为学生对我的“第一评价”，实在令我感觉问题严重。细细想来，这恐怕也是曾经全盘否定传统的必然。

　　我想作为中国学人（即便是专治西洋文化的专家），心里也会有放不下的“中国情结”，也会不时自问一声“难道月亮真的也是外国的圆吗？”毕竟，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大宝贝，诱惑力很大很大。再说了，西学再好，那也是人家的东西呵！国学再次，更需要我们去捧去捡。

　　1960年代，青年李欧梵“像哥伦布又发现了一次新大陆，这片新大陆，却原来就是他自己的国土，他自己的文化。他念了几年中国史，对学术界毫无贡献，却逐渐地发现了他自己。”其实，对当今学子来说，国学也是“新大陆”。凭本人直觉，国学行情已在攀升看涨，步入这条道路的莘莘学子可谓适逢其时。如香港城市大学1997年起，全校范围开设“中国文化”课程，6学分，修一学年。近年，海内外再掀国学热。当一座座国学院落成，这才发现里面少了当家的主持——国学大师。毕竟，国学血脉已断半个多世纪了，国学院易建，国学大师难出呵！

　　看起来，我们至少应该有限度地再竖“整理国故”之旗。如此庞大的中国文化遗产，也只有靠我们自己发扬光大。且不说古籍中凝结着东方民族特有的历史经验与价值指向，且不说“振兴中华”必须包含文化振兴，仅仅为保存和交接这份遗产，就值得我们分拨人马，专力投入，留下我们这代人对国学的思考与整理。2005年，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赐函嘱我朝此方向努力，殷殷之盼，深撼我心。本人驽钝，犹舢板出海，惟努力前拱而已。

　　无论如何，中国文化是我们的根，也只有在中国文化中，我们才能找到“中国人的感觉”。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等“文化昆仑”级的人物，均留洋多年，十分熟悉西洋文化，洋文熟得几如国文，但他们最后的学术选择，仍是皈依国学，在中国古代文化怀抱中找到最后的价值归宿。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也实在离不开国学这条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