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1］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向上、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断迈出新的步伐。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推动公民道德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中共十八大用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导向，引导全社会思想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部分社会成员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诚信缺失等道德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封建迷信、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这些问题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群众反应强烈。如何通过思想道德建设弘扬社会正气，更加有效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思想道德和文明和谐风尚，面临着新的挑战。”［2］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面临的挑战，是当代中国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期的一种反映，是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的反映。不过，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国家同样处于社会转型的激烈转变时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1961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团体代表时的讲话中就说：“我们有解放后的前十年的经验，那十年，我们的风气相当正”，“儿童有礼貌，关心集体事业，关心公共秩序，看到不对头的地方就批评。这种好风气，要把它恢复起来”。［3］1981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充分肯定了这一时期的道德建设，要求“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4］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史上成就辉煌的一个时期，至今仍令无数人赞颂。那么，今昔对比，同样是社会转型激烈进行的两个时期，同样是社会经济发生深刻变化，从而引发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何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解读今天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面临的挑战、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启发意义。

　　一、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阐发和确立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预言：“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5］所谓“高度文化”，不仅包括科学、技术、教育、卫生等方面，而且包括思想道德在内。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消灭旧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并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准备条件的同时，也开始在思想道德领域除旧布新，宣扬和发展新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在这一过程中，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

　　确立“五爱”为社会主义的公德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第42条，规定了思想道德建设的蓝图，明确提出“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国民公德。［6］同日，毛泽东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为全体国民的公德。”(该题词内容源自《共同纲领》第42条，但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抄给毛泽东书写时漏抄了“爱科学”，因此题词中缺少了这一条。参见陈有和：《毛泽东为〈新华月报〉创刊号题词》，《党的文献》2014年第1期。)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在通知中明确指出，“兹决定目前全国各界社会人士的思想改造的学习，即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以配合实际斗争，清除旧时代的遗毒，树立新社会的道德，并为今后的经常学习奠定基础。”［7］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尊重社会公德”。［8］

　　“五爱”公德的确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理论上看，“五爱”公德的提出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新型社会关系的反映，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建设的实践要求，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内涵的提炼和概括，是结合新中国的实际对社会主义公共道德规范的明确表达。在实践上，“五爱”公德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很快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并用以衡量和评价言行的道德标准。

　　“五爱”公德提出之后，其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9］用“爱社会主义”取代了“爱护公共财物”。此后，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都把“五爱”作为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予以确认。

　　倡导“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之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已经得到深刻阐发和广泛传播。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围绕“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召开的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中，对“为人民服务”思想作了详细的论述。1945年，中共七大把这一思想写入党章，从而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1949年，《共同纲领》把这一思想确立为国家机关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和文学艺术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明确提出要在全国“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纲领中确认“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预示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但是全体党员的人生追求，也将成为全国人民提升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标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和阐述这一思想。翻阅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的著作，“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随处可见。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为人民服务”对于共产党员的重要性：“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0］刘少奇在195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30年来，“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认的领袖，同时又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11］不仅如此，“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贯穿在大、中小学的教材中，贯穿在对模范人物事迹的宣传中，贯穿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在整个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要求，并逐步深入人心，处处践行。

　　需要指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常常是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联系在一起，同“爱人民”的社会公德结合在一起，同“革命的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并没有明确提高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这一高度加以认识。［12］直到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才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虽然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对“为人民服务”这一思想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弘扬，事实上已经使它成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它“在新中国的道德建设中，始终都起着正确导向的作用，它如一根红线，贯穿在全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13］

　　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奠定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正确的理解利益是全部道德的原则”。［14］如何处理利益关系问题是道德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如何理解和回答这一根本问题，就体现了一种道德价值观的根本性质和基本原则。作为缔造新中国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阐发了集体主义的思想。他说：“马克思讲的独立性和个性，也是有两种，有革命的独立性和个性，有反动的独立性和个性。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15］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等著作中，充分论述了集体主义思想，提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10］（p.28）“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16］等观点，从多个角度和方面阐述了集体主义思想。此外，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以及艾思奇、杨献珍等党内理论家，楚图南、马寅初等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也都对集体主义作了阐发。例如，1952年8月4日，楚图南在中国民主同盟贵州省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举行的欢迎茶会上讲话指出：“新社会是集体主义的，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专作个人打算，计较个人得失的旧思想会妨碍国家建设，妨碍我们自己的发展，也妨碍社会的进步。”［17］

　　对于上述道德观念的阐发和宣扬，确立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基本原则和基本要求，从而奠定了一直延续至今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本框架，即一个核心、一个原则、五个基本要求。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和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都坚持了上述基本内容。区别仅在于从现实条件和要求出发，“把这些主要内容具体化、规范化，使之成为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18］由此可见，尽管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上述道德观念始终被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价值观继承和延续下来，它们的确立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奠基性的长远作用和意义。

　　二、奠定社会主义道德的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道德的确立不仅仅是党和国家进行理论阐发、思想宣传、道德教育的结果，最重要的是要适应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要求。只有这样，社会主义道德才不是高悬在空中的抽象观念，而是具有相应的社会基础，能够反映和调节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才能为广大人民所认同和接受，用以规范和约束自身的行为。社会主义道德的真正确立，必须具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逐步为社会主义道德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在政治上，新中国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从根本上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群众政治地位空前提高，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的人民在新的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空前的团结。伴随着民主政权建设的推进、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使人民群众亲身实践和体验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不但为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以及“五爱”公德提供了政治和法律的保障，而且在人民群众中间激发了道德认同的心理因素。

　　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工人阶级成为企业的主人。国营经济对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调节和引导，使广大职工在企业中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通过在工矿企业中实行民主改革，建立民主管理的组织和程序，工人阶级在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土地改革运动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消除了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提高广大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建立新型社会关系、提高文化水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起来，这就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奠定了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文化和社会领域，除旧布新的剧烈变革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陋社会现象和腐朽道德观念产生了强烈冲击，直接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传播和确立。扫除封建迷信、改革陈规陋习，废除封建婚姻制度，革除黄、赌、毒等旧社会的痼疾，社会风气和社会环境为之一新。克服帝国主义、封建买办的思想影响，开创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使“人民群众逐渐树立起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共同价值观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中得到崇尚。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新型的社会关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良好社会风气、社会道德规范正在形成”。［19］

　　三、社会主义道德的践行和评价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和辩证的“知行观念”，就获取知识来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道德并非单纯的知识，必须经过长久的践行才可能形成习惯，内化于心。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来说，最重要就是使多数人民群众自觉践行党和国家所倡导的道德观念。

　　社会主义道德主要是由我们党深刻阐发并大力弘扬的，目标在于广泛推之于社会，助力于国家建设。为达到这个效果，我们的党就要首先践行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之所以取得重要成就，广大党员干部的踏实践行是又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是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带头践行。在这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全党全国人民做出了表率。他们个人生活简朴节约、工作勤奋、鞠躬尽瘁，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他们平易近人、视人民为亲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工作的最重要的位置，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总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1951年2月，陈云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国家财力使用方针时说：“土改完成和土匪被肃清后，农民注意的问题，一是生产，二是教育。生产方面，农民所注意的问题是，粮食卖不卖得出去与粮价多少的问题。所以，生产第一，首先应该提高生产，同时注意交流。做好这些工作才是为人民服务，离开这些来谈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句空话。”［20］从国家经济建设的数字来看，“无论是一九五○年度的或是一九五一年度的国家经济投资的总值，超过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任何一年”，“两年来，农田水利的国家投资和贷款的总值，远远超过了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整整二十二年用在这一方面的全部总值”，“中央人民政府两个年度的经济投资，使全国人民普遍地有了一种感觉：仅仅这个政府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能领导我国人民走向幸福”。［20］（p.285）切实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对社会主义道德最彻底、最有力的践行。

　　另一方面，对于少数违背“为人民服务”宗旨、违背社会主义道德、腐化堕落的党员干部，中国共产党及时采取了有力措施以纯洁党的队伍。在“三反”运动中，对于查出的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678人，判处死刑42人，判处死缓9人。［21］1957年开展的整风运动，目的在于纠正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作风，并且希望通过党外人士的批评来帮助纠正党的缺点，以更好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更好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取得执政地位并且是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是搞好党的建设并且能够带动整个社会树立良好道德风尚的关键。

　　对社会主义道德的大力弘扬，加上党员干部的带头践行，很快在各行各业形成了争相践行社会主义道德的风气，涌现出众多的模范人物。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来的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等成为全国人民敬仰的英雄模范，他们接续着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为爱国主义注入新的内容。以时传祥、郝建秀、王崇伦、赵梦桃、张秉贵、王进喜为代表的劳动模范成为爱劳动、学文化、搞科研的时代典型，他们的事迹很好地诠释了新社会尊重劳动、热爱劳动、人人平等的崭新的道德观念。

　　1950年5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刘少奇在北京市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劳动者在新中国的价值。他说，“我们必须给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在劳动事业中有重大发明和创造的劳动英雄们和发明家们以应得的光荣，而给那些无所事事、不劳而食的社会寄生虫以应得的贱视。这就是我们的新道德的标准之一。”［22］9月25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你们是全中华民族的模范人物，是推动各方面人民事业胜利前进的骨干，是人民政府的可靠支柱和人民政府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全党党员和全国人民向你们学习，同时号召你们，亲爱的全体代表同志和全国所有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同志们，继续在战斗中学习，向广大人民群众学习。”［23］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传播媒介相对匮乏的社会传播条件下，对于模范人物的表彰和宣传，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有效的道德评价活动。他们对于社会道德风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对于推动全国人民践行社会主义道德发挥了不可估量的重大作用。

　　四、总 结 和 启 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道德的弘扬和确立首先是对革命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并多次阐发了“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思想；“五爱”公德中的爱祖国、爱人民等观念也来源于长期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以及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思想。道德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总是具有相对稳定性，从而表现出长久的传承性。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在革命胜利取得执政党地位之后，虽然面临着全新的历史任务，但是，从传统的革命道德观念中汲取营养，结合新的历史任务予以阐发是必然的选择。所以，社会主义道德的探索和确立并不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而是伴随着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部历史过程。正是党和国家对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长期坚持和弘扬，无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遵守和践行，方使得来自于革命传统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能够始终延续，贯穿于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

　　社会主义道德是从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中所得出的唯一正确的道德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经济基础的确立，以及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使社会主义道德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扎根的社会土壤，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呈现出生机勃勃、昂扬向上的发展趋势。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巨大进步，社会生活领域发生的可喜变化，使得人民群众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对未来充满良好预期。再加上新旧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强烈对比，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民群众产生了对社会主义道德的积极认同感，奠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社会心理基础。社会主义道德开始走进人们心中，开始在社会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社会主义道德是由中国共产党阐发并在全社会弘扬的，相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它起先必然更多地具有他律的性质，即便是对于一些党员干部来说也是如此，需要不断地进行灌输和教化。然而，“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24］在社会主义道德由他律向自律转化的过程中，首先倡导这一道德体系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思想作风、道德观念和行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最为直接的示范效应。全国解放以后，虽然党内出现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一些党员干部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严重，但是，“从党的基本队伍来看，绝大多数党员在革命胜利的形势下，能够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克己奉公，艰苦奋斗，遵守纪律，联系群众，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19］（p.166）广大党员在实践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方面的模范带头作用，对于社会主义道德的传播和确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开了好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中，党和人民都保持了十分可贵的精神面貌，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建设事业，涌现出焦裕禄、王进喜、雷锋等先进楷模。但是，这一良好态势并没有顺利持续下来。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左”的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灾难都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深入和巩固产生了消极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捣乱，思想战线上长期间充满了胡言乱语，以至人们对于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许多干部和教师失掉了信任”，［4］（p.180）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遭受严重挫折。

　　从人类道德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种新的社会道德的稳固确立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经历了两千年的时间；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建设从近代的思想启蒙开始也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时间。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刚刚开了一个好头，就开始经受曲折。改革开放之初，新的剧烈的社会变革又对社会主义道德形成冲击和挑战，加之我们在一段时期内放松了思想道德建设，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在全社会范围内还没有稳固确立起来，更没有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腐朽堕落的思想和现象大量出现就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这些腐朽的道德观念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不但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甚至当今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未能摆脱它们的困扰。“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25］社会主义道德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道德的观念体系，它的建设过程必然也是不断同腐朽的道德观念做斗争的过程。社会主义道德广泛深入地建立起来，以至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这一过程必然是漫长的。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4］（p.187）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成就，归根结底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空前的维护和实现。从本质上来说，“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五爱”公德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都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观念反映。在当今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最根本的就在于切实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这一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就获得了在全社会持续发扬光大的社会根基。

　　［参引文献］

　　［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

　　［2］李长春：《在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暨第八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9月23日。

　　［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

　　［5］《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5页。

　　［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41页。

　　［9］《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11］《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1年7月1日。

　　［12］罗国杰：《论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1期。

　　［13］罗国杰：《新中国道德建设的回顾与展望》，《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

　　［1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1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17］《楚图南文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18］《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人民日报》2001年10月25日。

　　［1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61页。

　　［20］《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21］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09页。

　　［22］刘少奇：《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干部大会上的演说》，《人民日报》1950年5月1日。

　　［23］《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致祝词》，《人民日报》1950年9月26日。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2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作者简介］曹光章，哲学博士，副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100009；林楠，讲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10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