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领域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作为最直接、最快速地学习苏联经验的语言工具，俄文被大规模地引入到教育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可谓深远。囿于中俄解密档案文献以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事务为主，教育领域学习苏联运动的研究还很薄弱。本文选取20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领域学习苏联的典型——中国人民大学，通过发掘、利用校档和校刊等文献资料，试图从个案视角考察俄文学习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运作过程，分析其中凸显的问题与矛盾，进而讨论全面学习苏联带来的某些社会影响。

　　一、苏联专家与俄文教研室的成立

　　新中国成立前后，学习俄文已经成为建设新国家、发展中苏友谊的客观需要。194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发表宣传学习俄文的文章，强调现在“自动学习俄文”与过去“鬼子来了学日语，老美来了学英文”的情况“有本质上的不同”［1］，即新中国要走苏联的道路。对此，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1952年明确指出：“俄文，它是列宁、斯大林的语言，它是社会主义大门上的一把钥匙。我们学会俄文，就能打破语言、文字上的隔阂，搬掉放在我们发展中苏友谊大道上的一座大山。我们学会俄文，就能更加直接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可以使我们祖国更加速向社会主义前进。我们学好了俄文，就可以更加促进两大民族的文化的交流，促进两大民族的友谊和合作。”［2］

　　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号召下，中国迅速掀起了一场学习俄文的热潮。中苏友好协会是领导俄文学习的主要机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指出开展学习俄文活动是协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将不懂俄文的人比喻为“哑巴、聋子、瞎子”［3］。在政府的动员下，北京市的干部、工人、学生掀起了俄文学习热潮，纷纷开办俄文讲习班或学习班。特别是教育领域，俄文开始普遍被纳入学校所教授的科目，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增设了俄文选修课，“交大北京管理学院成立了二年制俄文专修科；中学里也都把俄文定为初一的必修课程”。［4］1951年9月，第一次全国俄文教学工作会议召开后，伴随全国俄文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和《俄文教学》杂志的出版，俄文学习从此进入正规化、制度化阶段。截至1952年12月，全国已建立8所俄文专科学校，多所大学、中学设立了俄文课程，甚至许多中小城镇也卷入了学习热潮。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建校目的正如1954年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所言：“1949年中央决定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并请了许多苏联专家来帮助，一方面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批骨干，另一方面是以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学习苏联先进经验、进行教学改革的典型，以便创造经验，培养师资，帮助其他高等学校。”高等教育部办公厅：《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2辑，1955年7月，第88页。由于中共中央的支持，中国人民大学在高校学习苏联经验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学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华北大学于1949年9月成立的俄文大队，10月扩大为有525名学员的俄文专修班，学制2年，任务是培养新中国建设所急缺的翻译人才。［5］以此为基础，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以罗俊才为系主任的俄文系，后来根据苏联专家的建议，全校基本教学组织单位改为教研室，俄文系又下设了俄文教研室。俄文教研室是俄文系负责承担全校俄文教学的单位。鉴于教学任务繁重，1954年，俄文系又成立了第二俄文教研室，负责承担外交、经济计划、法律、贸易经济、财政、统计等系21个专业的俄文教学任务。这是全校最早的四个大教研室之一，主任由苏联专家契维克娃出任。1955年院系调整后，俄文系部分师生并入新成立的北京俄语学院，另一部分师生则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新的俄文教研室（曹景春任教研室主任），主要担任全校公共俄文课的教学工作。

　　俄文教研室是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俄文学习运动的中枢机构，具有当时全国高校最强大的俄文教学队伍。根据学校的规定，俄文教研室主要承担4项工作：组织领导全校的俄文教学；培养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提高教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其中，最为繁重的任务就是俄文教学。同时，俄文教研室按不同年级分为若干教学小组作为教学工作的基层组织，根据教研室的计划制定教学方案和教学日历计划，讨论课程进度，检查教员工作情况，商讨教学进度中所发生的问题。［6］

　　根据苏联经验，教研室和教学小组的一切工作都是严格按计划执行的。每学期开始时，教研室需要制定工作计划。计划中包括本学期的科学研究工作、讨论教学小组工作情况、学生学习情况的报告和研究、编辑和出版教材、提高教员的政治和业务水平的工作等事项。计划中规定了各项工作的负责人及完成工作的时间，并且还规定了教研室例会日期和会议日程。各教学小组在每学期开始时也要制定小组工作计划，它的性质和教研室工作计划相同，只是工作范围限于一个小组。

　　苏联专家在学校其他各教研室都是担任科学指导员，只有俄文教研室在1950～1954年由苏联专家契维克娃出任主任，不仅如此，苏联专家还曾经担任了所有俄文教学小组的组长。从数量来看，最初几年苏籍教员大大超过了中国教员的人数。据1952年9月的教员统计表显示：俄文教研室时有34人，其中苏籍教员21人，中国教员13人。从来源来看，苏籍教员主要是哈尔滨的苏联中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在读生、毕业生。［7］中国教员有4人具有在哈尔滨接受俄文教育的经历，但主要仍是来自新留校工作的俄文系研究生。为解决俄文师资奇缺的窘境，中国人民大学从建校后俄文教研室培养的首届研究生毕业生（1952年暑假毕业）中选留了7人补充师资队伍。这种“边教边学边培养”的方式，使中国教员数量在1953年后超过了苏籍教员。也正因为师资短缺，唯独俄文教研室没有实习教员，全部为主讲教员，而学校其他教研室都分为主讲教员、实习教员，只有何干之、胡华、宋涛等少数具有革命教育资历的学者才可以担任主讲教员。更为重要的是，俄文教研室还是全校苏联专家最集中、数量最多的教学机构。1950～1957年，全校先后聘请苏联专家98人，其中俄文专家26人，超过专家总数的1/5，这个数字高于大多数高校聘请的苏联专家总数。从档案来看，有案可查的俄文专家有21人，工作时间起自学校筹建的1950年1月，截至1956年6月离校（详见下表）。此外，苏联专家除给教员、研究生和俄文系学员上课外，还给其他各系本科生授课。这也是学校重视俄文教学的表现，因为中国对于苏联专家的使用是十分谨慎的，在其他院校由专家直接给本科生上课通常被看做是没有充分利用专家的浪费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研室苏联专家统计（1950～1956年）

　　姓名来校时间离校时间讲课对象及人数

　　契维克娃1950年1954年6月研究生57人

　　玛克西莫娃1950年1月1953年6月研究生25人、俄文系学生40人

　　包尔达尼娜1950年1953年6月本科各系学生10人

　　巴雷斯尼克娃1950年1月1953年6月俄文系学生10人

　　维诺格拉多娃1950年1954年6月本科各系学生10人

　　别烈兹卡娅1950年1953年6月俄文系学生10人

　　里凡尼切娃1950年1952年6月俄文系学生10人

　　雪别柳娃1950年1952年6月俄文系学生10人

　　波波娃1950年1952年6月俄文系学生10人

　　扎维亚洛娃1950年1952年6月本科各系学生10人、俄文系学生10人

　　谢德林1950年1951年6月本科各系学生10人

　　索克洛娃1951年9月1953年6月俄文系学生10人

　　波特尼琴娜1952年9月1954年6月研究生及俄文系学生10人

　　洛金诺娃1952年9月1953年6月俄文系学生10人

　　兹洛赛娜1952年9月1953年6月俄文系学生10人

　　德米特里耶娃1952年9月1953年6月本科各系学生10人

　　耶果洛娃1953年9月1955年6月俄文系学生10人

　　费多洛娃1953年9月1955年6月俄文系学生10人

　　阿列克谢耶克1954年3月1956年6月教员及部分干部

　　斯沃琴娜1954年9月1955年6月俄文系学生10人

　　费多托娃1954年9月1955年6月俄文系学生10人

　　资料来源：《苏联专家情况登记统计（1960～1961）》，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85A。

　　从上述俄文教研室的情况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充分依靠苏联专家，为全校俄文学习创造了尽可能好的条件。俄文教研室在推行俄文学习过程中，也摸索出一些经验和做法，这无疑构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俄文学习运动的开展和探索

　　俄文学习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动员起来的运动，中国人民大学领导人充当了俄文学习的排头兵。副校长胡锡奎、函授部主任李培之早年都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为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的旁听代表，是俄文学习的积极分子。副校长成仿吾不仅自己带头学习俄文，译校了不少苏联学校的管理条例，而且组织广大干部、教师学习俄文，请苏联专家的夫人担任教师，推动全校兴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8］1950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学习苏联教师的工作精神》，对中国人民大学的俄文学习予以肯定和赞扬。校刊《人民大学周报》也刊发了许多介绍俄文学习情况的文章，报道契维克娃、玛克西莫娃等苏联专家的工作，这些都提高了中国学员的学习热情，推动了俄文学习的进程。［9］

　　根据政务院的规定，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高校教学改革，并实行“苏联先进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经过几年的努力，学校各项建设大大加速，逐渐确立了一套完整的仿照苏联高校的教育制度和方法。1954年4月，高等教育部召开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学校被正式树为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典型，其成功经验之一就是重视俄文教学。

　　具体来说，中国人民大学俄文学习运动的主要经验有如下几点：

　　第一，将俄文纳入必修课程，制定严格的教学计划。学校规定：俄文为本科生、研究生的必修课程。从1950至1957年，俄文教研室根据教学计划先后制定了1953年、1955年、1957年3个俄文教学大纲。从本科各系非俄文专业的教学计划来看，1953年对学习俄文的课时规定最长，为4年制，总学时数为480学时。1955年降低了要求，实行3年制，总学时数降至397学时，并引入专业俄文和一般俄文的不同教学要求；1957年学制和课时数与1955年相同，但对单词量和阅读速度的要求提高了近1/3。［10］

　　第二，依靠苏联苏家，培养俄文教员。俄文教研室尽管阵容强大，但与学生的数量和需求相比仍然显得不足。1950年初，学校招收本科生1650余人，即使每名学生只需完成300学时的俄文学习（包括选修时数），每名教员的教学任务仍很繁重。1954年，教研室向学校汇报：全校共有207个班级开设俄文课，所需教员60人，而当时能授课的教员只有38人。［11］为解决俄文教员配备不足的问题，教研室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将培养俄文教员和提高现有教员业务水平列为工作重点之一。

　　从苏联专家培养教员的方式来看，主要有直接对教员授课、领导专业小组和培养教员科学研究能力3种。苏联专家用俄文直接给教员讲授课程是最主要的培养师资方式。苏联专家在上课前先印发讲义，后亲自授课，并参加批改课堂作业、答疑、考试（测验）等各个环节。专业小组的重点在于培养骨干教师以代替专家的部分工作，先由专家指定参考书目并拟定题目，小组成员用俄文写出专题报告，再进行小组讨论和专家导读。这种方式对于具备一定独立研究能力的教员是比较适宜的，但语法历史小组则感到比较吃力，于是调整为阅读参考书目，翻译专家讲稿，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的方式。为培养教员的科研能力，苏联专家每周抽出4～6小时集中指导或个别辅导，具体工作包括选题辅导、研究提纲审查、指定介绍参考书、论文作品修改、作学术报告等。

　　苏联专家阿列克谢耶克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从1954年3月至1956年6月，他给教员讲授有语音学（16课时）、语法历史（124课时）、修辞学（36课时）、现代俄语（105课时）等课程；领导语法历史小组（9人）、词汇学小组（6人）和词法小组（6人）；每周进行4小时的科研指导工作，共指导了10个选题。［12］正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俄文师资配备不足的问题得到缓解，教员的教学经验和研究能力也有所提高。

　　第三，编印讲义、教材。编译适应教学急需的教材讲义并供全国文科院校使用，这是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学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的一项重要做法。最初，教研室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写了《俄语语言学教程》，编译了马奇琴科的语法（共3分册）并补充了大量符合中国实际的练习。1956年，俄文教研室又编著了《俄语教科书》。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编写组：《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科研及辅助单位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1993年，第239页。据统计，1950～1956年俄文教研室有6位苏联专家编印了9部教科书、讲义或讲稿，其中阿列克谢耶克的《语法历史》作为全国高校俄文教师参考书于1955年由时代出版社出版，契维克娃的《语音学讲义》在俄语杂志上陆续发表后，由该社汇集成册发行了8000册。［13］

　　第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俄文教学方法。1950年，苏联专家玛克西莫娃根据自己在华北大学的教学实验写成《非俄国学校俄语教授法》的报告。这是一种针对处于“预备期”的俄文初学者的教学方法，它强调学习俄文必须经过一段预备期，在此期间要使学生在口头上熟悉一定数量的单词，反对从读写入手；学习的内容应以日常用语与周围的环境设施为主题，文法学习分量不宜多，并应靠大量应用而熟悉；另外，教学需照顾汉语语音体系。［14］这种教学方法运用开晚会、旅行、看展览会、运动会、图书馆、家事、教室用语等生活实例提高了同学们会话的兴趣，达到了“平常彼此之间都用俄文说话”的效果［15］。苏联专家根据契斯加科夫著《非俄罗斯学校中的俄文教授法原理》一书的原则，在中国人民大学实验小组进行实验，吸取了实物和挂图讲解的自然教授法与译成学习者本国语言的翻译教授法两者的优点，创造出了适合该校具体情况的综合教学法。该方法强调，初学俄文应有一个6小时左右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教员解释一些带有具体意思常用易念的句子和学生问答，通过这种方法逐渐学习全部俄文字母。在学员对这些句子有了深刻印象后，再分析讲解发音、音节等问题。过渡到读写训练时，教员通过实物法、翻译法、文法分析法、反义词解释法、同义词解释法等多种方法为学员解释新词，并且，该教学法强调通过按课文回答问题、文法分析、做全文大纲、教员制定词造句、讲述课文大意、重述课文等方法巩固新学的课程。可以看出，这种教学法与玛克西莫娃的教学法类似，都带有“正规化”色彩，强调循序渐进、学而时习，反对急于求成、集中突击，从而与当时源于清华大学的“速成俄文阅读法”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三、俄文学习的矛盾与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各界开展“全盘苏化”运动，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被视为“金科玉律”，对苏联专家更不允许提出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照搬照抄苏联经验渐成风气。在中国人民大学，各单位即使感到学习俄文有困难，最初都是很谨慎地提出来。1953年10月10日，财政系在俄文教学汇报会上坦陈各班反映学习“进度过快”，“旧的没有巩固，新的又增加”，说俄文是“困难最多”的一门功课。［16］到1955年12月，俄文系提出苏联俄文教师的能力比之前弱、不愿意努力工作，感慨“专家们再也没有像先前那样的表现”了转引自〔美〕道格拉斯·A·斯蒂夫勒：《在中国人民大学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干部和苏联专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57）》，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室译，2010年，第206页。。在1955年俄文教学大纲讨论会上，教员们提出降低学习要求的请求，有人直言不讳地说，“150～210单词的阅读速度，根据上学期3年级水平是达不到的”［17］。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中国提出“以苏为鉴”，中国人民大学成为高等教育界批评教条主义的矛头所向。在1957年“整风鸣放”期间，俄文学习更是与所谓“全盘苏化”搅在一起，被当成教条主义的典型受到师生们的猛烈批判，有些俄文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建议选修英文之类的内容。［18］

　　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对俄文学习的批评与当时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斗争有关系，也受到了学校领导人鼓励“整风鸣放”的影响，但如果脱离了俄文学习过程中带有规律性的常态性因素的考量，问题就会简单化。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俄文学习面临着很难扭转的一些客观困境。

　　首先，培养专业人才的目标与俄文必修制度之间存在矛盾。虽然学习俄文是希望每名学员更好地学习苏联，但中国人民大学最初学习苏联的重点是经济建设领域的技术经验，并不是俄文这门语言工具。而在教学过程中，学员们除了要投入大量时间学习马列主义外，还必须努力学习俄文。以1956年哲学专业的教学计划为例，俄文课在本科4年中共386课时，比其他任何一门课都要多得多。［19］这种在高等学校统一开设俄文必修课的做法，尤其是过分重视俄文教学而忽视专业学习的倾向，无疑影响了俄文学习的效果。在“整风鸣放”时就有俄文教员建议不必浪费人力物力要求学生都学习俄文，应“只是对不掌握外语就很难顺利进行工作的学生才规定必修”［20］。

　　其次，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而教学目标设置过高。由于实行“向工农开门”的招生方针，中国人民大学新入学的学生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而在各国语言中，俄文的语法又是比较难学的，仅俄文的名词变格就有108种，但学校并没有因为这些因素而放低对学生的要求，所制订的俄文教学目标对于那些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学员来讲，无疑是一座难以攀登的“语言大山”。尽管1952年校长办公室颁布的一个通知中曾经规定“学生中有特殊情形，确难学习俄文者，可依先前规定准其免修”，但“全校免修的控制数字为百分之十左右”。［21］结果，那些基础薄弱的学员入学后一般都会对俄文学习感到困难和不满。

　　第三，教员的实际水平无法完全适应繁重的教学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培养出来的中国教员学习俄文的时间通常都很短，一般只有2～3年，并且他们的学习起点比较低。例如，1952年暑期毕业的第一批俄文系研究生就是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经过苏联专家的帮助，“由一个俄文字母不识到基本上担任俄文教员的工作”［22］。即使那些俄文相对较好的教员，一旦涉及专业俄文（往往一人担任几种专业）时也会普遍感到吃力。考虑到数量相对庞大的学员，俄文教研室的教学负担自然很重。据统计，该教研室在1954~1955学年的第二学期实际担当教学任务的57名教员中，超过规定教学工作量的有12人，教员最高的工作量达826小时。［23］

　　同时应当指出，教学的实际水平需要考虑中国教员的俄文水平和苏籍教员的中文水平不对称问题。由于俄文教研室有中籍和苏籍教员，上课方式分为三种：课文和文法都由中文讲解；文法用中文讲解，课文由苏籍教员讲解；课文和文法都由苏籍教员讲解。在全部用俄文讲授的班级，很多学员听不懂，他们迫切要求辅导。例如，苏联专家兹洛赛娜给法律系2年级讲课时，1小时仅讲了名词мать（妈妈）、дочь（女儿）、время（时间）的变格，学员们仍不能完全理解；维诺格拉多娃给贸易系讲社会保险基金时，同学们很不理解，以致不得不借助俄文较好的同学当翻译。在那些文法与课文分别由中、苏教员上课的课堂上，也出现了文法与课文严重脱节的新问题。［24］再加上语言的限制，两国教员之间、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上述情况严重削弱了俄文教学的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如此，学校之外就更不乐观了。高校俄文学习最起码还有独立学习的时间保证、专职教员的讲授和考试测验的督促，而社会领域的业余性、群众性的俄文学习活动主要是凭借政府的动员和群众的热情。仅就《人民日报》对俄文学习的报道来看，1949年9～12月有11篇报道，1952年上升至21篇，但此后连年减少，1955年、1956年一篇也没有，直至1957年才出现了2篇，且其中有一篇明确指出“学习俄语的热潮也不那么高了”［25］。

　　中国原本希望通过学习俄文为全面、迅速、直接学习苏联经验提供语言工具，却因期望过高与语言学的客观规律之间的内在矛盾面临着重重困难。1953年3月13日，政务院举行第170次政务会议，听取并讨论通过了高教部部长马叙伦所作的高校教学改革问题的报告，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富有针对性地批评了教育部门不切实际地全面推行俄文学习的做法：“用苏联经验会一下子用不通的，需要从思想上动员，结合实际。俄文是一把钥匙，一定要提倡学，但不要勉强。消灭俄文文盲的口号是错误的，要纠正。”［26］全面地看，俄文学习遭遇的种种困难与语言学本身的规律密切相关，但作为全面学习苏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7年以后学习俄文的热情低落显然是中苏关系的波动引发的。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国家、新制度的整体规划之中，语言不是一个可以脱离历史、民族、国家、阶级而单独存在的范畴，而是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因此俄文学习运动从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是中苏关系的一个衍生物。当中国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与盲从时，俄文学习运动不仅丧失了昔日的热情，而且被当成教条主义的表现受到猛烈的批判乃至否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值得注意的是，新中国的“全盘苏化”既是对苏联经验的崇尚和移植，又带有对以英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排斥倾向。在俄文学习运动中，其他语言受到排斥，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英语，就此而言，俄文学习运动是中国学习苏联并在教育领域排除英美影响力的一项举措。当然，俄文学习虽然走向低落，但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甚至到了改革开放初期，俄语仍是高校外国语言学教育的主流。

　　［ 参引文献 ］

　　［1］萧南：《学俄文》，《人民日报》1949年9月26日，第8版。

　　［2］钱俊瑞：《广泛地开展学习俄文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11月8日，第3版。

　　［3］《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成立会上彭真同志的开会词》，《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1日，第2版。

　　［4］《京市各大中学校;一片学习俄文声;许多教师也卷入这一热潮》，《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日，第4版。

　　［5］《“中国人民大学”校刊创刊号（清样）（1950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0-XZ11-XB-20。

　　［6］《中国人民大学两年来基本工作（1950年9月至1952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2-XZ11-XB-16。

　　［7］《全校教员情况登记与情况统计表（1952年9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32B。

　　［8］余飘、李洪程：《成仿吾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464页。

　　［9］张宝玲、刘若：《可敬可爱的契维克娃老师》，《人民大学周报》1952年11月7日，第4版；周继生：《感谢我们的苏联老师》，《人民大学周报》1957年4月29日，第3版。

　　［10］《本室在本科各系俄文教学大纲（1953～1954）》、《本室关于本科各系俄文教学大纲及各学期俄语知识技能和熟巧的要求（1955～1956）》、《俄文教学大纲及学位论文选题（1956～1957）》，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3-XZ-09-1；1953-XZ-09-2。

　　［11］《校内各单位关于调整组织机构和干部配备问题向本处的请示、报告（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4-XZ12-30。

　　［12］《高教部关于苏联专家编写讲义工作调查提纲及本校的调查一览表（1957～1958）》，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135B。

　　［13］《苏联专家情况登记统计（1960～1961）》，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85A。

　　［14］《玛克西莫娃同志所做的非俄国学校俄语教授法（1950）》，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3C。

　　［15］陆人人：《苏联教师玛克西莫娃同志》，《人民大学周报》1952年11月17日，第3版。

　　［16］《1953至1954学年第1学期第2、3、4、6、7次系科主任汇报会会议记录》，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40C。

　　［17］《本室关于本科各系俄文教学大纲及各学期俄语知识技能和熟巧的要求（1955～1956）》，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3-XB16-09-2。

　　［18］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791～793页。

　　［19］《校长关于教学计划变动的命令、各系教学计划草案（1955～1956）》，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教务处-48A。

　　［20］尹寿清：《关于俄语教学的一点意见》，《人民大学周报》1957年6月10日，第9版。

　　［21］《本校各种总结制度条例规定办法（1952年5月5日至1952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2-XZ11-XB-18。

　　［22］张宝玲、刘若：《可敬可爱的契维克娃老师》，《人民大学周报》1952年11月7日，第4版。

　　［23］俄文教研室：《本室工作计划、总结及会议记录（1954年9月25日至1955年3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5-XZ16-09-2。

　　［24］《俄文教研室改进本科教学各系俄文教学决定执行情况（1952）》，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1952-XZ11-XB-23。

　　［25］《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大学里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王亚南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第5版。

　　［26］《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