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民生凋敝，百废待兴。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无疑是使中国摆脱落后面貌的方法之一。目前，学界在关于国营企业引进苏联技术的研究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者通过宏观论述结合个案研究，肯定了苏联技术援助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然而，技术引进的成效不单单取决于输出者的水平，同样也有赖于引进者的消化能力。因此，本文以太原钢铁厂（以下简称太钢）为例，考察1949—1955年国营企业推广苏联技术的方法路径，以求教于方家。

　　1949年秋至1952年夏：推广苏联技术工作的艰难探索

　　太钢是中共接管太原之初，将西北钢铁公司、西北窑厂及周边6个采矿所合并而成的大型国营钢铁企业。1949年10月，马尔塞夫等8位苏联专家抵达太原，帮助建设工业化的山西。其中3人被派至太钢工作。截至1955年底，计有包括耐火、煤焦化学、洗煤、炼铁、炼钢、轧钢、铸造、磨床、光谱、远景设计等方面的49位苏联专家先后进驻该厂，提出技术改进建议2200余件。落实苏联专家的建议遂成为太钢学习引进苏联技术的主要方式。然而，当时钢厂正忙于接管后的政治改革，军管干部对工业管理和生产技术又较生疏，故苏联专家的建议无人进行系统整理，厂里也没有专门落实建议的工作机构。落实苏联专家建议的工作一度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循守旧思想较为严重

　　职工能否心悦诚服地接受苏联专家建议，直接影响着技术改进的效果。新中国成立以前，工厂、矿山的技术思想及操作规程均因袭日、英、美等国，且当时的老工人习惯于旧的操作方法，工程技术人员大都盲目崇拜日、英、美等国家，对苏联的先进理论与生产经验持抵触或怀疑态度。具体到太钢，这一状况愈显严重。抗战胜利后，阎锡山留用大量日籍工程师从事技术研发、指导工作。太原解放初，该厂仍有数十位日籍技术人员居于高位，本土高级工程师亦普遍具有留学日本经历。例如，生产副厂长梁海峤即毕业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化学系。可见，太钢长期奉日本技术为圭臬。面对上述情况，太钢未能及时制定出台有针对性的动员措施，至于建议落实与否更是鲜有过问。

　　因此，苏联技术不仅无法获得职工的认同，而且排斥、抗拒落实专家建议者不乏其人。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对苏联技术表示不屑，如炼钢部在推广苏联技术时，技师高怀亮曾表示：“苏联专家办法有什么稀奇……合上眼睛，半天也能出一炉钢来，还用学他的经验？”在采用苏联技术还是日本技术产生分歧时，技术人员往往不加甄别的选择后者。太钢炼铁部不重视苏联专家的建议引发机器设备爆炸一事即为其中典型。1950年，苏联专家发现高炉操作不合规程并多次提醒该部改正，工程师兼部主任赵克春却置若罔闻。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因类似问题发生事故之后，苏联专家再度要求改进，该部仍置之不理，最终导致出铁口爆炸，仅减产一项损失即达41亿元（旧币）。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在于赵克春太过偏信日本技术书上“高渣比”操作法，却无视苏联专家提出的堵泥、打钎等改进出铁口深度的建议。

　　与此同时，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囿于操作习惯，也认为“还是老办法得手”，对苏联专家的建议同样不以为然：“我十几年就是这样干”，“学别人的，手不由我”。1949年马尔塞夫指导平炉生产期间，建议工人将出钢所用铁耙改为木耙，却遭到连声质疑：“铁还化成水呢，木头怎会行？”铸造专家谢辽金提出锭盖制作改进办法，而修造工人却认为，以前从没这样操作过，“万一出了大毛病，那可真没办法”。还有工人表示：“专家建议好是好，在我们厂里不一定行”，并以“刀软、料硬、机器坏”等理由敷衍搪塞。以上情况说明太钢职工因循守旧的思想较为严重。

　　（二）技术教育成效有限

　　消化吸收先进技术，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做支撑。反观太钢，却是技术人员少、职工技术水平低。1952年，该厂计有工程技术人员337人，虽较上年增加82人，但其中80人是从老工人中选拔出来的，多不具备相应的理论水平与技术能力，只是厂矿缓解技术人员匮乏的权宜之举。即便如此，工程技术人员也只占该厂职工总数的2.96%，与计划人数要求相比，仍有76人的缺额。再加上既无技术又没经验的大量青年工人的到来，更增加了该厂学习苏联技术的难度。1949—1952年，太钢职工人数扩充4倍有余，青年工人所占比重由35%增至50%，太原解放后新建电炉炼钢、薄板、焦炉三部，青年工人占比甚至达到75%—90%。新焦炉投产时，职工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生产需要，二三级工人需要负担五六级工人的任务。因此，在苏联专家只提出问题而没有给出改进办法时，囿于技术水平所限，该厂技术工人常陷于窘境。例如，苏联专家很早即建议通过控制炉温降低黑头焦，炼焦部却苦于职工技术水平达不到而无法落实，致使该项建议被长期搁置。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可见，提高职工技术水平已迫在眉睫，太钢虽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组织团员、青工学习技术，但这一时期的技术教育效果却不甚理想。

　　太钢职工技术教育内容涵盖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两个层面。1950年，山西省颁布《职工业余教育实施办法草案》，要求各厂矿企业成立技术班，组织职工进行有计划的技术训练。太钢职工业余学校应运而生，先后开办了冶金、土木、机械、基础知识等课程。此外，该厂还组织车间工人业余时间学习技术，共计吸纳学员2000余人。职工业余学校教员一般由工长、场长或部主任兼任，亦有部分苏联专家主动承担了授课任务。例如，苏联专家苏力克每周给职工上大课3小时，专为工人讲解炼焦基本常识，以提高炼焦部职工的生产知识水平和操作技术能力。为了培养和提高中国工人的技术水平，苏联专家还亲自演示操作并随时向工人讲解，在太钢工作19年的霍聚元，经过苏联专家的讲解，知晓了水封压力表的作用。但多数情况下，技术课的成效并不显著。囿于教员技术水平与授课能力参差不齐，再加上工人屡屡借口“生产忙、没时间”而应付培训，职工业余学校逐渐流于形式。

　　鉴于青工学徒数量众多，太钢除对修造、薄板、机械制图等个别工种新近入厂的工人开展专业培训外，其余普遍采取以老带新、订立师徒合同的方式进行培训。仅1952年，该厂即有1369人参与订立师徒合同526份。经师傅悉心教导，修造部刘元海3个月即可单独操作车床；炼焦部7天培训装煤机、拦焦机司机12人，青年工人苗大嘴仅用3天便学会操作装煤机。但是由于师徒合同内容多为传授一项或几项操作方法，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工人技能较为单一。培训工作没有及时落实到位也使青工学徒成为引发厂矿事故的主要责任者，炼钢部半月内发生事故18起，其中16起即因青工学徒操作不当所致。

　　（三）技术组织工作缺失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厂矿领导普遍缺乏管理大型工业企业的经验，对生产事务不熟悉。太钢的领导干部也存在这一问题，对于落实苏联专家的建议重视不够。例如，炼焦专家谢米萨洛夫1951年提出改装炼焦炉炉台的建议长期未得到落实，直至次年11月，苏联专家批评敦促并亲自动手整改，厂长白浩方才做出详细部署。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苏联专家来考察时，由于陪同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不能充分理解专家的建议，致使相关记录存在诸多错误或疏漏，严重影响建议的贯彻落实。因此，苏联专家在场时遵照建议操作、不在时恢复旧法行事的情况仍大量存在。不仅如此，一些已经落实且取得显著成效的建议也得不到长久的贯彻。1952年8月，炼钢部执行苏联专家控制炉温、50分钟精炼、烘烤盛钢桶、镇静10分钟、慢速浇铸5大建议之后，皮下气泡由8.5%降至0.2%，钢锭质量大幅度提升。但新法仅采用了很短的时间便又沿用旧法炼钢了。

　　事实上，技术引进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全厂上下密切配合，才能取得显著效果。只有为先进技术提供适宜的实施环境、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技术转移才可能实现。显然，苏联专家进驻之初，太钢对此并未形成清晰认识，以致对苏联专家的建议落实不力。

　　1952年秋至1953年秋：推广苏联技术工作的调整

　　1952年秋，太钢着手进行技术革新和生产管理改革。经过质量检查，该厂生产事故多、产品质量低、生产指标落后等一系列问题浮出水面。在提高质量与增加产量的双重压力下，该厂领导干部逐渐意识到技术管理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多种措施推广执行苏联专家的建议。

　　（一）宣传苏联技术，进行情感动员

　　宣传苏联技术的先进性和苏联专家为了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而不辞劳苦、甘于奉献的事迹，是太钢推广苏联技术的重要方式。该厂首先组织部分职工现场观摩苏联专家的技术演练，亲眼见证苏联技术的优越性后，职工们先前的态度有所转变。例如，苏联专家赫力浩夫采用镁砂烧结炉底代替日本冷打炉底，在缩短冶炼时间的同时延长了炉体寿命，炼钢部职工感叹：“还是人家行，到底是苏联比日本的技术高”。轧钢部1500马力减速机大牙轮损坏，须拆卸检修或是更换牙轮，该部职工无人能担此重任。在苏联专家成功检修设备后，职工无不啧啧称赞。梁海峤亦感慨道：苏联专家帮助改进了许多生产方面的不合理之处。正是在专家们的指导下，该厂的高炉利用系数由0.5t/m³提高至1t/m³。

　　不仅如此，专家们提出的一些看似微小的建议，往往也能发挥重大作用。例如，苏联专家曾要求炼钢部将平炉炉底刷成白色，煤气一旦泄露，很快便可被发现，从而有助于降低生产事故的发生率。电炉炼钢部冶炼、出钢、焦作、锻造等流程全部采用苏联技术并胜利出钢，苏联专家迅速设计出铸钢车间厂房图纸等，深深触动了干部职工，并激发起职工学习苏联技术的兴趣。例如，工程师王国钧为了更好地掌握苏联技术与执行专家建议主动学习了俄文。

　　在开展现场观摩的同时，太钢还运用漫画、快板和黑板报等形式系统宣传苏联技术的先进性。1952年8月，炼钢部建立了“中苏友好活动日”制度。通过“中苏友好活动日”，宣传苏联的建设成就和先进经验的优越性，对于引导职工主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起了重要作用。“中苏友好活动日”是根据三班制生产的特点，利用每个星期日职工大换班的空暇时间举行，每次活动日时间至多一小时。每三周内，全体职工都能参加一次活动。活动日的内容，除了讨论对苏联专家建议执行的情况外，还由工程师、劳动模范、车间主任报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苏联人民的生活情况等。例如，工程师庞定昌给工友们讲解苏联的“快速炼钢法”，就使职工们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有的工人说：“这个活动日不但能提高对苏联的认识，还能学到先进技术。”不久之后，全国范围的“中苏友好月”活动正式拉开帷幕，1952年10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工会组织“特别是那些苏联专家亲自去帮助过工作的厂矿中的工会基层组织，应召开工程技术人员与工人的座谈会、回忆会，从亲身经历的事实中，从具体的事实中去学习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的精神；要更好地学习苏联先进生产经验，通过此次‘中苏友好月’的活动，进行更深入的宣传，使广大职工特别是技术人员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技术上的优越”。太钢轧钢、炼铁、耐火等部陆续举办苏联专家建议展览会，重点推介对促进该厂生产发挥重大作用的专家建议。此后，太钢还组织职工参观鞍钢技术展览会，学习借鉴其他厂矿消化吸收苏联技术的经验。

　　此外，借助情感动员，促进职工与苏联专家之间的交流，同样可以起到推动职工贯彻专家建议的作用。职工憧憬美好生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他们执行专家建议的动力。太钢新焦炉首次通气时，苏联专家自中午一时至深夜十二时始终坚守一线，直至操作完成；炼钢部铺设马丁炉炉底期间，赫力浩夫亲力亲为，每日仅休息四五个小时，并将自己的手表赠予创造炼钢新纪录的工人以示祝贺……上述关于苏联专家敬业奉献、心系职工的事迹，在报纸广泛宣传与职工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影响不断扩大。职工感动之余，纷纷表示：“苏联专家是客人，对咱们这样的无私。咱们自己是主人，要不按照他们的话去工作，可真有些说不下去”。

　　（二）组织生产竞赛，弥补技术短板

　　提高厂矿整体技术水平并非一日之功。为此，太钢积极开展生产竞赛汇集职工智慧，以解决执行苏联专家建议时遇到的技术难题。1949年9月，中共山西省委第一副书记赖若愚在省委扩大会上强调，工业生产“必须依靠工人的积极性、自动性——生产竞赛”。

　　此后不久，太钢便发起提倡职工“用脑子做工作”的合理化建议运动。但此时职工所提建议多为改善劳动条件、增加劳保设备等内容，与贯彻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相关者少之又少。1952年6月，华北区全区开展工业爱国增产节约大竞赛运动，要求各工矿企业结合自身实际，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在新的基础上更有好的创造和发展”。苏联的先进经验是在现代化设备条件下总结出来的，但是太钢却机器陈旧、缺陷较多。因而，贯彻苏联专家建议，必须发动职工找窍门。唯有如此，才能弥补设备条件及技术基础等先天不足。基于上述认识，是年7月，太钢正式开展群众性的找窍门运动。

　　起初，太钢的找窍门运动存在一定的盲目性，职工所提窍门杂乱分散，许多难以落实，有悖于运动的初衷。为此，太钢特别召开找窍门经验交流示范大会，10位代表向职工报告找窍门纾解技术困境的经验。此外，厂工会还组织开展“红旗课题悬赏竞赛”，引导职工围绕生产关键找窍门。各部首先把现阶段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设置成为总课题，其下划分若干子课题，以供职工或小组自行选择，分别研究解决。炼钢部将苏联专家降低皮下气泡报废率的建议细分成14个小课题，工段、小组逐一突破并加以综合，为总课题的完成提供了保障。不仅如此，每解决一个小课题，参与职工便可获得一定的奖励。炼钢部关键性课题完成之后，优胜者即被授予流动红旗及奖金。在精神激励与物质奖励的共同作用下，职工热情空前高涨。1952年10月，太钢秋季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暂告一段落之际，职工围绕12个关键问题，找出1808个窍门，其中52条经过总结试验，确定成为先进生产操作法。

　　应当说明的是，在群众性的找窍门运动中，苏联专家的帮助和建议起了很大的作用。职工所提窍门特别是关键性窍门，多是受到苏联专家的指导或启发而形成的。例如，炼钢部皮下气泡报废率的降低，主要得益于苏联专家5月提出的控制炉温等建议；炼焦部工程师曲炳瑞找到的曲线调温法，也是苏联专家1950年提出的。特别是炼钢部通过执行以往未被重视的苏联专家建议大大提高产品质量一事在厂里起到了示范作用，借助竞赛运动推广执行苏联专家的建议便蔚然成风。1952年秋，苏联专家共提出建议335件，立即执行的便有200件，未能立即执行的亦依据不同情况分别制定了实施计划。

　　（三）设立组织机构，加强引进管理

　　技术引进工作技术性强、业务管理纷繁复杂，需要建立并不断完善技术组织及机制。“三反”运动后期，太钢领导就对“过去没有认真执行苏联专家建议使生产遭受损失”的问题进行反思，之前忽视苏联专家建议的做法随之转变。1952年9月，苏联专家赴太钢考察新焦炉、薄板、电炉炼钢三大新工程的生产情况，有关部门及时进行布置动员：首先指定专人收集汇总生产中的各种情况，列出需向苏联专家请教的问题；苏联专家入厂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陪同并负责记录苏联专家建议，经有关人员系统整理再送苏联专家进行核对校正；最后，组织技术人员与老工人分析研究，依据实施的难易程度与轻重缓急制定执行方案。此外，与苏联专家接触较为密切的炼钢、轧钢两部，还特别成立了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专门小组，其具体任务为发动职工有计划、有步骤地贯彻苏联专家建议与及时处理执行建议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中央钢铁工业局（以下简称钢铁工业局）亦高度重视苏联专家建议的执行情况。1953年春，钢铁工业局对组织苏联专家的工作和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专门进行了一次检查，“发现过去对这件极其重要的工作抓得不紧，没有专人负责和必要的督促检查制度，因此影响下面很多厂矿也没有认真领导这一工作，个别厂矿的领导干部和某些技术干部甚至不重视、不积极执行专家的建议。同时，过去组织专家的工作没有重点，没有切实的、周密的计划，总是在厂矿发生了问题之后才请专家，因此专家忙得到处跑，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甚至连应付都应付不过来，以致分散了专家的精力，不能系统地解决生产上的关键问题”。为此，钢铁工业局确定了苏联专家工作的重点厂，使专家能集中力量按照计划主动地系统地解决一个厂的问题，取得经验后再推广到其他厂。例如，炼钢专家以太钢、天津钢铁厂等为重点，轧钢专家以太钢为重点。从钢铁工业局到各厂矿抽调同一专业的技术干部及部分管理干部组织厂工作组，随同专家一起下厂，在厂矿负责干部的领导下进行工作。这个工作组除负责督促推动厂矿领导组织执行专家的建议，协助发动职工贯彻专家的建议外，还要求组员定期返回自己原来的工厂，结合本厂情况，组织推广重点厂的经验。专家工作组进驻太钢炼钢部以后，根据该部三班轮换制度，将全体工作组成员分为三组，同该部职工一道就苏联专家建议展开试验，针对关键问题研究制定解决方案。此外，钢铁工业局还出台了《贯彻苏联专家在生产上建议的暂行责任制度草案》，其中规定：

　　一、苏联专家在各企业指导协助工作时所做出的建议，其贯彻执行应由该企业生产副经理（生产副厂长）负总责。

　　二、苏联专家来厂前，技术科专业人员应协助有关车间整理生产中发现的问题及有关资料，以备专家来厂后充分反映情况。

　　三、跟随专家工作人员，除技术科专业人员外，车间工作人员名单由生产副厂长与有关车间生产主任于专家到厂前三日内研究制定。一俟专家到厂，原则上脱产随同工作。

　　四、跟随专家工作人员的职责：1.技术科：逐日向生产副厂长口头汇报专家在厂工作情形；专家离厂后负责整理全部资料；专家离厂后一周内，除协助有关车间组织对专家建议和报告学习外并协助拟定执行计划。2.有关单位：整理汇报专家谈话资料，组织学习专家建议和报告，整理制定执行专家建议的具体计划。

　　钢铁工业局的指导与敦促，使得太钢愈发重视对苏联专家的建议，与落实推广建议相关的措施亦得到补充完善。那些对苏联技术持怀疑态度的职工已然逐渐转为信服，生产竞赛等活动的实施使太钢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较此前有了显著变化，炼铁、炼钢、耐火等部专家建议执行率已高达80%以上。

　　1953年冬至1955年：推广苏联技术工作的进一步深化

　　在多方努力下，太钢推广苏联技术工作初见成效，但仍然面临一些困难与不利因素。为此，该厂进一步采取措施，以期能够最大限度地贯彻执行苏联专家的建议，以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促进生产发展。

　　（一）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太钢技术人员成分复杂，留用工程师等普遍存在出身或历史问题。厂矿领导对他们多不重视。工人对技术人员也不甚尊重，认为他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有和没有一个样”。技术人员不免心灰意冷，因此很少主动研究技术。起初，太钢并未注意到技术人员中存在的这种思想动态，而是更多地依靠政治教育进行引导。“三反”运动后期，太钢即开展工程技术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强调对待苏联专家建议的态度，是衡量其觉悟程度的标准之一。此举虽然产生一定效果，但认为自己前途渺茫的技术人员却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采取“执行时不带头，执行成功了我跟着走”的态度。

　　1953年11月，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赴太钢考察后发现，该厂337位工程技术人员，虽然只有25人强烈抵触学习苏联技术，但却有近八成工程技术人员对苏联专家的建议兴趣不高。对此，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要求太钢大胆提拔任用思想进步、历史清白、才德兼备的技术人员，要对技术人员取得的成绩予以表扬鼓励。太钢各部在自我检讨后，号召党团干部与普通工人积极支持工程技术人员工作，认真执行他们制定的技术措施。例如，耐火部召开技术人员座谈会倾听其心声；耐火部技术人员栗在方还因积极研究、指导工人执行苏联专家建议，获得外出疗养资格。他感慨地说：“过去认为技术人员不如工人吃得开，这全是不对的”。“领导对我这样关心，又赚人民好多小米，若不干出个样子，真对不起人民”。1955年，该厂更将贯彻苏联专家建议的自觉程度列为技术人员工作鉴定的主要依据之一。

　　与工程技术人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状态相似，部分工人也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理，“管他专家建议不建议，反正干一天一万七”。个别工人甚至认为贯彻苏联专家的建议非但不能获得额外收入，还会损害自身利益。例如，专家指示高炉添料尽量选用小块矿石，以便充分燃烧。但对于实行计件工资的运料工而言，执行专家建议既浪费时间又不利于搬运，严格遵照执行势必减少自身收入。为此，有些人故意反其道行之。

　　为了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太钢逐渐改变先前只有思想动员、没有物质奖励的做法。1955年推广苏联快速炼钢操作经验时，电炉炼钢部即将其中60位先进人物分批列入生产光荣榜并给予现金奖励4600元（新币），同时安排车间宣传队向其家属报喜。表现突出的炼钢工王海清，还因创造冶炼时间最短纪录，享受工资等级提升一级的待遇。在先进人物的带动下，工人纷纷表示：“努力干吧，只要能做出成绩，不怕领导看不见”。

　　（二）开展生产竞赛和技术革新运动

　　1953年9月，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赴鞍钢考察后表示，应将生产竞赛“向前推进一步”，把重点放在生产技术和劳动组织的改进方面。次年1月，太原市总工会号召全市厂矿学习推广鞍钢经验，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比照厂矿自身特点“有计划、有目的的确定技术革新的具体方向”，逐步改进生产设备、生产工具、技术过程、技术标准、操作方法以及劳动条件等。太钢由此确立了“围绕苏联专家建议，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工作方针。随着运动的深入，该厂开始通过生产会议推广执行苏联技术。其实，早在1952年太钢即曾组织生产会议，但未能坚持下来。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之后，这一形式重新受到重视，各部相继召开由工会主持、行政负责人员报告发言的部门及班组生产会议。其中，部门生产会议每月召开一次，班组生产会议每周召开一次，召集职工讨论贯彻苏联专家建议。

　　例如，调查研究摸清生产情况以后，炼铁部生产会议围绕如何贯彻苏联专家“炉顶调剂”建议展开讨论，发动全体职工积极参与，并提出162条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收效良好，彻底解决了电车赶不上、热风赶不上、卷扬能力不足等阻碍贯彻落实专家建议的困难。1954年，电炉炼钢、耐火、薄板等部借助生产会议执行苏联专家建议98项，解决关键问题13个。生产会议因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而被视作发动职工学习苏联技术的最佳形式。为进一步发挥生产竞赛效力，技术革新运动期间，太钢还将执行苏联专家建议列入部门竞赛计划。耐火部确定的竞赛计划中的苏联专家建议占建议总数的50%以上。

　　1954年初，太钢职工平均技术等级仅有3.4级。其中，6—8级的高级技工484人，仅占工人总数的3.96%。这一状况严重影响了厂矿的正常生产，更遑论进行技术革新。以电炉炼钢部为例，一般而言，技术等级4级并具备初中文化程度者才能掌握电炉操作，但该部仅有19.2%的职工拥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炉前组长王春华、李林等误将电炉炉坡熔化尚不自知，最终引发跑钢事故。在此情况下，不论是生产会议确定的措施或是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往往只有极个别职工能够掌握操作技巧，以致无法全面推行。对此，该厂尝试通过“技术会师”加以解决。所谓“技术会师”，即围绕部门生产难题，挑选技术条件较好的小组或个人现场表演，组织其他职工观摩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薄板部轧制1厘米薄板时，工人反映难以掌握苏联专家“三张合轧”的技术要领。于是，工会安排甲班进行技术演示，乙班、丙班进行讨论，之后发现丙班操作值得借鉴，便又安排丙班演示，甲班、乙班观摩。通过“技术会师”综合各方优点，在落实苏联专家建议的同时薄板质量亦有提高。

　　（三）建立责任制度与修订技术操作规程

　　责任制度的缺失是导致厂矿贯彻苏联专家建议起伏不定的重要原因。太钢曾一度存在职工权责不明、生产无人负责的现象。炼钢部遵照苏联专家建议采买的滚筒筛被闲置一年，安装事宜仍无人问津。技术科只统计苏联专家建议数量，却未关注建议执行进度及其后续成效。1953年，太钢计有179条苏联专家建议未曾贯彻，已经落实的378件对生产产生了什么效果也没有认真进行总结。诚如《人民日报》刊文所言：“贯彻苏联专家建议和推广苏联先进经验必须与继续加强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建立和健全各项责任制度结合起来，以消灭工作中的无人负责现象。”

　　1953年冬，太钢率先于职能部门推行责任制，提出“明确生产区域管理制的原则，据此正确解决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明确各科室内部的业务方针；明确科室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职责范围；建立科室内部的岗位分工专责制”。次年，又陆续实行厂长、车间（部）主任、工段长全面负责的三级一长制和工人岗位责任制等，对职工工作内容及其所负责任、完成任务标准与期限做出明确规定，力求做到“任何人都有具体工作，任何工作都有具体负责人”。上述制度的确立，改变了厂矿部门各自为政的情况，增强了职工责任感。炼铁部多位工长深感责任重大，担心如不迅速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就无法胜任工作，由此掀起学习文化与技术的热潮。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也进一步促进了该部对苏联专家建议的落实工作，进而顺利解决困扰生产已久的蹩风、铁口维护等问题。

　　之后，太钢进一步展开以建立技术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制度改革，从改进技术操作规程等方面着手，发动职工认真贯彻苏联专家建议。事实上，1950年夏秋两季，该厂多数部门即已出台部分技术操作规程，但却没能及时补充完善，致使包括炉顶调剂在内的诸多苏联专家建议未能纳入其中，从而影响先进操作方法的落实。为此，太钢组织技术科、技术监督科及各部技术骨干，对原有技术操作规程加以修订，使之符合生产实际。截至1955年底，各部多以苏联专家建议为蓝本制定出新的技术操作规程。炼钢部延长炉墙寿命的9条规程之中即有4条为取得成效的专家建议。炼铁部通过贯彻苏联专家建议，从停炉到修炉、从烤炉到烘炉、从原料整理到炉顶调剂再到炉下操作，形成一整套操作规范，为提高炼铁经济指标奠定了基础。此外，太钢还召开会议，强调技术操作规程就是厂规厂法，以提高职工对技术操作程序重要性、严肃性的认识，推动职工恪守规程进行操作。

　　上述措施的推行，特别是责任制度与新技术操作规程的陆续出台，有效避免了职工突击性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情况，为太钢技术引进工作乃至日后的生产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并提升了该厂的管理水平。

　　结语

　　1949—1955年，太钢对苏联技术的学习推广，大体可以1952年技术革新和生产管理改革的开展与1953年责任制度的推行为节点分成三个阶段。在政治工作、技术工作及组织工作的综合作用下，该厂贯彻落实苏联专家建议的机制日臻完善，逐渐实现由日本技术主导向推广苏联技术转变。在此过程中，见效快且成效显著的苏联专家建议容易得到巩固，细节性或见效慢的建议往往不受重视；生产遇到困难时执行情况较好，反之较差；工程技术人员参与程度越高，建议完成程度及其效果越好。

　　通过落实苏联专家建议，太钢呈现出新的气象：一是打破了职工对日本技术的盲目崇拜，提高了他们学习先进经验、技术的热情。二是修订技术管理规程，高炉生产初步形成完整的技术操作规程，保障了炼铁部标准化生产。三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了生产成本。炼钢部推广“热装料”建议，缩短冶炼时间23%、提高产量30%；轧钢部贯彻“胶木轴瓦”建议，降低电耗27%。四是提高职工技术水平，扩充了产品生产种类。该厂能够冶炼的钢种由解放前的1种增至1955年的27种，平炉全炉报废事故近乎消灭，“解放前的技术元老，不如现在的二助手”。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太钢成为全国唯一掌握矽钢冶炼技术的企业。五是改善了职工工作环境。炼焦部通过改造焦炉炉台，出焦、拦焦、消火等操作由105人的繁重劳动变成18人操作机器，部分重体力、高风险岗位初步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生产。

　　当然，太钢贯彻执行苏联专家建议的过程中同样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技术革新多以改进操作方法、消化吸收专家建议为重点，以调动职工积极性、开展生产竞赛为手段，技术革新仍停留在简单的复制模仿阶段，而未在工艺、工序方面实现质的飞跃。但是，从总体上看，经过不断摸索、调整，太钢学习推广苏联技术工作逐渐步入正轨，为生产发展和技术革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简介］卫磊，博士研究生，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10097。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