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5年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和贯彻改革开放国策，成就举世瞩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改革开放”也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一词出现136次，“开放”一词出现28次，“改革开放”一词出现8次。那么，“改革开放”这个词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改革”本意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使之能适应新的客观情况。这在汉语中早就有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使用它。如1949年9月30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对于“改革”的论述都是着眼于某一方面的改革，还不是后来国策意义上的“改革”。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相继提出了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如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中就提出了“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的问题”。1978年7月12日，邓小平提出“我们留学生管理制度要改革”，“文字改革是科学，要搞得很准，太轻率了不行”。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具体领域的“改革”进一步丰富了“改革”的内涵，从而推动了赋予“改革”在政治领域以国策意义。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改革”二字虽然就出现两次，但明显跟原本意义上的“改革”有着质的区别，此时的“改革”已是国策意义的“改革”，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
“开放”本意主要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允许进入或利用。它也不是新词，在汉语中早就有之，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使用它。如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中指出：一九六○年冬天，各地方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这对于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的“开放”就是其本意上的“开放”，还不是后来国策意义上的“开放”。
“文革”结束后，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党和政府首先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的谈话中提出：“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为此，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的纲要》，对引进规模作了具体规定。同年，7—9月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9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两次会议都强调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需要大量外汇。为了解决外汇不足的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扩大出口、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形式，但都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涨，剩余资金急需出路，而中国搞现代化，对它们是一个刺激。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共中央开始逐渐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1978年5月30日，在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我们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1978年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李先念指出：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该有魅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随后，全国计划会议确立了一项决策：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根据会议精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就表明“两个不允许”政策最终被打破，从而实现了中共对外开放政策的重大转折。
实践上的创新推动着理论称谓上的创新。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强调：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一开始的侧重点应该是对内改革。这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可窥见一斑，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出现2次，“开放”虽然在此之前邓小平提出过，但在这次公报里没有出现。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到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再到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然后到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实践的推进推动着理论称谓的创新，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0次，“开放”开始出现2次；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改革”出现84次，“开放”出现8次。“开放”使用频率的提高表明了开放政策的从无到有、从有到重的过程。实践和理论称谓的双重创新推动着“改革”和“开放”的整合。
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指出：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厦门要加强侨务工作，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这是据目前所能查证的档案材料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此后，“改革开放”一词就不断地被使用。1984年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珠江三角洲各县引进外资、设备办工厂，上马快，受益快，中外双方皆满意。关键是：改革开放不走老路》，这是《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的把“改革”“开放”放在一起的文章。当然，这里的“改革”和“开放”中间还尚存一定的“距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198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报道，这才是《人民日报》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63次，“开放”出现48次，“改革开放”出现24次，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表明“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共识。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