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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熹:中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政策的演进(1949—1978年)
发布时间: 2022-09-20    作者:苏熹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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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基础研究主要是为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的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应用研究也是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的研究,它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目的或目标。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是科技史与科技政策领域关注的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理论研究与技术应用、短期目标与长远目标之间的关系,是科技政策制定中的关键问题。中国科学家广泛参与制定相关政策的讨论,并推动了科技政策的不断演进。关于新中国基础理论研究政策发展的历史,学界已形成一定研究成果。本文利用回忆录、档案、口述访谈等史料,试图回顾1949—1978年中国围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关问题的讨论;探讨中国在不同阶段如何协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关注中国科学家在科技政策形成与演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求教于方家。

从“理论结合实际”到“任务带学科”:新中国基础理论研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建设万端待举、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党和政府立即着手发展科学技术事业。20世纪50年代初,理论结合实际被确立为科学技术工作中必须遵从的原则。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家积极参与《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在编制《十二年科学规划》的讨论中,确定了“任务带学科”原则,规划的编制工作就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

  (一)理论结合实际原则的确立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成立。1950年1—4月,中科院计划局召开了8次座谈会,王淦昌、吴有训、周培源、竺可桢、华罗庚、叶企孙、钱三强等60余名科学家围绕各研究所的调整、发展方向和新所的建立等问题贡献了宝贵意见。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将“确立科学研究的方向”作为中科院的基本任务之一,并对此提出了“确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力求科学研究与实际密切配合,纠正过去脱离现实、自流散漫的作风”的要求。8月18—24日,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各地数百名科学工作者参加会议,“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更加肯定和明确”是此次会议的收获之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科学通报》1951年第1期上发表的《光荣属于科学研究者》一文中明确提出了“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要注意理论与应用、国家目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的适当配合”的观点。在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以理论结合实际为原则,科学家将自身科研工作调整到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方向。例如,留美归国物理学家王守武曾在口述访谈中讲道:“1950年回国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打算,只是觉得新中国刚成立,想为国家建设做点贡献”,“我原来是学工程力学的,又改学物理,我觉得回国搞建设,干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能干”。

  然而,尽管郭沫若曾强调“在制定计划时,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是必须遵从的原则”,同时指出“我们决不能认为科学工作的任务就只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这一时期在执行理论结合实际原则时仍出现了一些问题。如1953年11月中科院党组给中央的报告所示,一方面,科学家中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情绪,片面地强调联系实际的倾向;另一方面,少数研究人员对于理论结合实际持有怀疑态度。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时指出:“我国的科学和技术的状况仍然是很落后的”,“技术科学上的落后同理论科学基础的薄弱是分不开的,而正是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投入的力量最少”。关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问题,他明确指出:“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

  周恩来的报告得到了科学家们的积极响应,他们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从报告中提到的“技术科学”出发,阐释如何在科学研究中“理论结合实际”。1956年6月11日,钱学森在《人民日报》发表《一门古老而又年青的学科》一文,其中对力学进行介绍,将力学界定为“技术科学”。他指出,力学是介乎基本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的一门学问,力学工作者必须具有的能力是灵活地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钱学森在1957年第1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表的《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中指出,技术科学是介乎自然科学(特别是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之间的学问,是同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学问。另一位对“技术科学”及理论结合实际进行阐释的科学家是钱三强。1956年9月,钱三强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发言,提出“科学技术发展要注重四个环节:基础科学研究、技术科学研究、工程设计和工业生产。为了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迎头赶上,必须考虑四个环节的力量生长并互相配合”。钱三强认为:“除去基础科学中的探索性的研究可以引导出工业技术的飞跃发展以外,与工业技术密切联系的技术科学也有它的理论研究,这些理论研究并不是针对着目前一个个具体工业上的要求,但是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研究后会解决许多工业技术中所存在的共同性的问题,这些理论的研究也同样可以引导出工业技术的飞跃发展。”从钱学森、钱三强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科学家对于基础研究与工业技术之间的关系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道:“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明确要求:“这个规划应该照顾到科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这两个部分力量的合理的比例。在分配力量的时候,只顾理论研究、不顾技术应用的倾向是有害的。只顾技术应用、不顾理论研究的倾向也是有害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规划的制定工作有序开展起来。

  (二)“任务带学科”原则与《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

  从1956年2月下旬开始,来自全国各部门的数百名专家、学者群策群力,共同讨论《十二年科学规划》这一科学技术发展的伟大规划宏图。在规划制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学科与任务之间的关系成为科学家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一种叫按任务来规划;还有一种叫按学科,即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等来规划。”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科院副秘书长杜润生结合他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实际经验,提出“任务为经,学科为纬”的原则,后被中科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概括为“任务带学科”,即“按国家生产建设需要提出研究任务,来有计划地组织各门学科的力量进行集体活动”。

  任务研究通常是短期计划,而学科建设则是更注重研究与教学的长期计划。中国科学家希望以自身所学服务于国家建设,同时他们作为科学家的职责使他们着力于推动学科建设。在编制科学规划的过程中,科学家的参与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建设的发展。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了确定规划重要项目的过程中中国科学家所发挥的作用,如苏联专家拉扎林科确定的项目中只有重要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项目。经过讨论,光合作用、蛋白质、抗生素等学科题目被纳入重要科目。根据地理学家施雅风的回忆,在起草地理学规划说明书过程中,科学家对于地理学科性质有不同意见。在钱学森的努力下,地理学被定位为基础学科,提升了该学科地位。在“任务带学科”原则的指导下,《十二年科学规划》于1956年8月下旬编制完成。《十二年科学规划》提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共57项,其中重点任务12项。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周恩来多次听取汇报,当听到“任务带学科”这一口号时,周恩来说:“那些‘任务’带不动的‘学科’怎么办?是不是还应该补充一项发展学科的学科规划?这是远景规划所必须的”。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规划中增加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一项任务。《十二年科学规划》确定的任务中既包括和国家建设直接相关的科学理论问题,又从学科角度对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天文学等科学部门做了规划,初步确定了这些部门的发展方向。

  “任务带学科”原则的执行总体上是成功的。在该原则指导下,我国不仅按计划完成了《十二年科学规划》所确定的主要任务,而且为中国基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广泛的基础。以“两弹”的研发为例,“两弹”研发的成功与《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完成“两弹”研发任务的同时,核物理学科在中国蓬勃发展,中科院及全国各高校都设立了相关院所或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不仅如此,在核武器研发的急迫需求下,国家投入了大量经费,在北京、兰州等地建设了回旋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部分装置在“两弹”任务完成后,成为中国核物理学科基础研究必不可少的实验设备,为该学科在中国的长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任务带学科”原则的指导下,科学家充分发挥主动性,推动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以生物物理学与“581”任务为例,“581”任务的主要内容是从事人造卫星和探空火箭的研究与生产。1958年5月,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主动向中科院规划委员会提出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具备开展高空生物研究的能力。经过科学家的努力,该研究所承担了“581”任务中发射生物探测火箭的任务。通过完成此项重要任务,从战略上推动了生物物理学这门交叉学科在国内的建设与发展。然而,“任务带学科”原则在贯彻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不是直接结合实际而是间接结合实际的基本理论研究工作,和一些带有探索性的理论研究工作,用具体任务带不起来”。1959年,中科院开始纠正“任务带学科”原则贯彻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杜润生在4月召开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各研究所所长会议上指出:“任务带学科”从一年来的经验看是组织科学活动的一种好方法。但这不是唯一的方法。“任务可以带动学科,学科也可以带动任务”,“重要之点是以任务带动学科,而非以任务代替学科”。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大力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论结合实际被确定为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原则,以协调理论研究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概念尚未在中国被普遍接受,含义相近的表述包括“理论研究”“技术科学”。在《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过程中,“任务带学科”原则被确定下来,以处理国家建设短期需要与学科长远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规划的编制与执行中,中国科学家充分发挥主动性,在积极承担科研任务的同时推动了学科建设的发展。

从“科研十四条”到“三十六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政策的调整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持续恶化,1960年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激烈攻击,中国共产党未向这种压力屈服。会后,苏联政府突然于7月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从此中国的尖端武器研发被迫进入“自力更生”阶段,这对与尖端技术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党和政府开始着力对科技政策进行调整。

  (一)“科研机构的宪法”:“科研十四条”出台

  196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在中科院第三次学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基础科学的理论能否领先,是攀登现代科学高峰的重要标志之一”,要求在技术和理论方面不断有新的创造。这次会议上,杜润生做的报告专门谈了“如何看待自然科学工作中理论和实际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科学实践’在自然科学里面有双重的意义,一个是指要联系社会的生产实践;另外一个是要考虑到自然科学的特色,叫‘实验室的实践’”。受科学技术委员会委托,会议讨论了“由科学院草拟的全国《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三年规划纲要和八年设想(草案)》”,这个规划在基础研究方面又有新的补充,“对与尖端技术关系密切的基础研究受到特别重视”。1961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聂荣臻《关于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科学技术工作安排的报告及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明确指出:“为了加速发展尖端科学技术,为了开辟新的生产技术的途径,都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工作。”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与尖端技术研发紧密联系的基础研究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例如,1960年底,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由黄祖洽负责的“轻核理论组”,承担氢弹理论方面的预研工作。不久后何祚庥和于敏加入该组。为实现理论与实验相配合,原子能研究所同时成立了“轻核反应实验组”,以轻核反应实验数据来配合和支持“轻核理论组”的工作。这一时期的理论研究工作为氢弹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经济工作的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艺等方面的工作也开始进行调整。1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并讲话,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际上,从1960年冬开始,在聂荣臻的主持下,国家科委党组和中科院党组就在许多科学家、干部和一些科研机构中进行了调查研究。如从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中科院上海分院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座谈会在当时被称为“神仙会”。据上海分院统计,共11个研究单位召开了“神仙会”,共1244名科技人员参加。上海分院植物生理所的罗宗洛、殷宏章,生理所的冯德培、张香桐,生化所的王应眛、曹天钦,药物所的赵承嘏,有机所的黄鸣龙,实验生物所的朱洗等科学家都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上海“神仙会”的简报后来由上海分院汇编成册,其中一册是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上海分院汇编的小册子,为《科学十四条》的制定提供了前期调研工作的基础材料”。1月25日,中科院党组“讨论贯彻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精神,决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听取科学工作者的意见;并决定‘抓点’,到一些研究所进行整风试点,调查研究”。2月,中科院“向化学所、微生物所派出由张劲夫、杜润生、谢鑫鹤带队的两个调查组”。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以及听取众多科学家的意见,中科院提出了当前工作的若干条意见。在1961年2月底召开的中科院党组扩大会议上,集体讨论修改为十四条。此后,中科院党组又“对‘十四条’作了修改补充”。4月,“草稿呈送聂荣臻,他认为这十四条很好,建议面向全国,文件改用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联署上报,文件名称改为《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稿)》”。5月8日,中科院召开化学所、微生物所“两所全体人员大会,动员科技人员对《科学十四条》草稿提出意见”。同年夏天,两个研究所的调查工作结束,“为《科学十四条》的制定提供了背景材料”。

  1961年6月,聂荣臻《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科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上报中央。《请示报告》中对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是十分宽广的,在这方面要有全面、长远观点。直接为近期的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研究工作,应该多投入力量;间接的或在远期才能发生作用的研究工作,也必须作出安排。研究课题,可以是从生产建设任务中提出的,也可以是从各门学科发展中提出的,两者不可偏废。即使有一些探索性课题,目前还看不出应用价值,如果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客观世界,也不能忽视,投的力量可以少一点,但不能丢开不管”;“‘以任务带学科’是具体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一种好的方法,在今后,它仍然是应当采取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有些工作也应该从学科出发提出进行”。“科研十四条”的第三条就是“正确贯彻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重申“研究课题,可以是从生产建设任务中提出的,也可以是从各门学科发展中提出的,不能有所偏废”。“直接结合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需要进行的研究工作,是急需的和大量的,在国家的科学计划中,应该占主要地位”。承担些工作的研究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应“解决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保证工作切实过关”。同时,“有一些探索性的课题,有一些学科的分支,即使目前看不出应用价值,如果有利于人们进一步深入认识客观世界,也不能忽视,一定要有人来做工作”。7月6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请示报告》和“科研十四条”。邓小平在发言中认为“科研十四条”是个好文件,可以试行,在实践中加以修订补充,使之成为科学工作中的宪法。19日,中共中央同意了《请示报告》和“科研十四条”,中央认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要求“各高等学校、大中厂矿、医院、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单位的党委,都应当认真地讨论,结合自己的情况,参照执行”。

  为了贯彻“科研十四条”,1961年8月,中科院召开院务扩大会议,讨论制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暂行条例》(以下简称“七十二条”)。科学家在会议上结合自身科研工作对于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谈到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基础与应用研究相关问题的理解,反思了前一阶段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声学家马大猷讲道:“对于理论研究,要考虑科学的特点,不能说什么重要,就做什么”。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指出:“基础理论与应用上的理论的分别,与产业部分的区别有时很难划分”。物理冶金学家李熏提出“专和广的矛盾(任务),过去仅从任务出发考虑得多”,“产业部门对于理论的了解很狭”。光学家王大珩讲道:“长春光机和机械二所已在1960年合并,缺点是技术任务多,对于基本科学方面的资料储备很少”。同年夏天,代数、数论、拓扑等纯数学学科学术会议分别召开。9月15日,“七十二条”颁发中科院院属各所施行,开展基础研究的学术氛围得到改善。

  (二)确定中科院各类研究比例:“三十六条”颁发

  “科研十四条”的贯彻执行虽然有效改善了基础研究在中国的环境,但根据中科院对部分研究所的调查表明,学科和任务的矛盾仍是牵动大家思想的一个大问题,具体表现为“任务带学科”的提法不全面、不明确,学科与任务三七开的提法过于笼统、划分标准不明确、判断时存在较大争议,等等。1962年9月,中科院第六次院务常务会议再次做出决议,要求进一步贯彻“科研十四条”和“七十二条”。决议中规定:“各研究所在定方向、定任务时,对于服务于国家建设需要、具有明确目的性的研究工作和探索性的基本研究应有不同的比例安排。一般情况下,前者应占70%—90%以上,后者可占10%—30%左右”。然而,以是否“服务于国家建设需要”为标准划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样的分类方法较为笼统。事实上,在“服务于国家建设需要”的研究工作中,也包括“探索性的基本研究”,这些工作正是以解决国家建设中所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为目的。因此,对科研工作分类方法的探索成为这一时期科技政策制定中的重要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中科院政策研究室对当时国际上的科研分类方法进行了研究,发现国际上将科研工作分为三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参考国际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需求,他们创新性地提出“应用基础研究”的概念。根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明瑜回忆,杜润生将“应用基础研究”形容为“进可攻,退可守”,他曾举例对“应用基础研究”的概念进行说明:“李熏研究钢里面的氢白点,氢白点常常是钢铁断裂的所在点,因为英国曾发生过一架‘彗星号’飞机上天后,却在空中爆炸的事件,以后又发生过多次类似事件,最后发现都是在这个氢白点发生了断裂,以后由此发展了断裂力学,而最初李熏就是从氢白点研究起,这种工作就是应用基础研究。研究半导体时我们老是搞不出来,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表面物理基础研究。表面物理的工作,你说它是应用,但它跟基础有联系;说它是基础呢,它又是应用科学,所以提出‘应用基础研究’的概念”。

  1963年12月22日至1964年1月22日,中科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条例(草案)》(通称“三十六条”)。1964年4月,经第四次院务常务会议通过后,中科院以正式文件下发了“三十六条”,在院内公布试行。其中规定了宏观调控中科院各类研究任务的比例关系:以直属研究所投入的研究技术人员计算,基础研究15%—20%,应用基础研究35%—45%,应用研究30%—40%,推广研究5%—10%。可见,“应用基础研究”在四类研究任务中所占比例最高。事实上,有了“应用基础研究”这一条,是希望借此保护大量的基础研究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开始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关的科技政策进行调整。从“科研十四条”到“三十六条”,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能够把握科学技术研究的客观规律,不仅强调与技术紧密联系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同时支持当时看不出应用价值的探索性课题研究。不仅如此,中国参考国际通行的科研分类法,同时结合国内科学研究工作的实践,创新性地提出“应用基础研究”的概念。然而,在国内政治和社会环境变化的背景下,这一时期科技政策的执行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直到1972年以后,中国基础理论研究政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短期目标到长远目标:中国基础理论研究政策发展的新阶段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开启了两国间的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中美关系解冻后,中国与欧洲、日本等开始进行正常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杨振宁、李政道等海外华裔科学家回国访问,向周恩来、邓小平提出了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建议,他们的建议对于中国基础理论研究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科学家的建议与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新部署

  1972年7月2日,周恩来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杨振宁提出的“目前在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交流的建议”表示赞同,并且说道:“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7月14日,周恩来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全体成员。谈话中,周恩来“再次称赞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并对参加陪见的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7月20日,周培源写信给周恩来,分析了国内基础科学落后的一些原因。7月23日,周恩来写信给中科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去就忘了”。9月11日,周恩来在“复二机部四〇一所张文裕、朱光亚等十八名科学工作者反映国内高能物理研究工作落后、要求改变现状的来信”中说:“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9月23日,回国访问的李政道在参观华东物理研究所时说:“基本理论不能简单地和当前应用实践相结合。如只强调能与当前生产相结合的应用学科,而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则要做到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有困难的。”10月14日,周恩来会见李政道和夫人,谈到美国、西欧、日本等地的高能物理实验室,并就国内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谈话。周恩来表示,无论生产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有待提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科院面向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对基础研究工作进行了部署。1973年7月,中科院提出“关于编制一九七三至一九八〇年长远规划的安排意见”,要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下,力争在1980年内,“在基础科学理论研究上,为主攻当代某些重大科学课题,打下扎实基础;在解决工农业发展中若干重要新技术上,有较大的突破;在自然科学基础资料积累上,做出显著成绩”。在此前提下,中科院提出了五个方面的研究规划,其中包括当代科学研究前沿的三大基础理论课题——基本粒子、天体演化、生命起源。1974年7月,中科院“关于制定我院十年规划工作的安排意见(草案)”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解决一些关键的科研课题,提供一定的科学储备。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方面,包括在当代一些新兴技术的研究方面,开拓一些新的科研领域,做到有若干较大的突破,有更多的重大科学研究成果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对党政军和工业、交通、农业、科技、文教等各条战线进行整顿,中科院的基础研究工作得到了加强。7月,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谈话中指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为贯彻邓小平“整顿中国科学院,加强领导”的指示,7月中旬,中央派胡耀邦等到中科院工作。“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向中央、国务院提出汇报提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数易其稿后,于8月17日报送邓小平”。汇报提纲的主要内容中就包括如何处理理论与实际、基础与应用的关系:“既要认真解决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又不能忽视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基础性工作,当然要有计划地加强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虽然汇报提纲最终未能作为正式文件印发,但其内容仍在中国科学家之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尽快恢复科研工作的秩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于1975年8月25日主持召开由中科院科学家参加的“百家争鸣”座谈会。9—11月,中科院又连续召开了数次“百家争鸣”座谈会,由钱三强主持。在座谈会上,科学家们纷纷从自己的科研工作实际出发,提出要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要重视理论研究和基础性工作。“半导体所王守武分析中国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成品率远远低于日本的原因,就是基础性工作薄弱”。大气物理所周秀骥说:“在消雹措施中,一些问题解决不了,是由于不重视研究雹子的生成规律”。地质所张天佑指出:“地质所工程地质室搞的就是生产任务,今天接受一个任务,明天换一个任务,任务完成了,理论没有拿出来,培干没有搞,没有相对稳定性”。力学所吴仲华则提出:要重视把理论研究成果应用到生产中去。“我过去搞的理论叫三维燃气轮机流动理论,从1949年开始搞,发表论文,1954年回国一直到1963年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有了这个理论喷气式飞机才搞出来”,“1964年我国派代表团去英国考察时问,他们是用什么搞的,他们说是根据吴仲华的理论。我们国家也开始搞了。1969年冬天我们去沈阳三机部410厂开始用,还没有设计出来”。听到吴仲华的发言,钱三强马上就吴仲华所谈到的理论研究工作“放在院里搞好,还是放在工业部门搞好”向他征求意见。11月下旬,钱三强根据科学家们的发言起草了《关于“百家争鸣”问题》,他总结道:“要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应当以大量的工作研究当前国家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对理论研究,包括探索性的理论研究(如基本粒子、天体演化、生物高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等)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安排一定的力量去进行。把应用研究看成低级的工作,或者认为搞理论研究就是脱离实际,都是错误的。”科学家们的建议助推中国基础理论研究政策发展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二)面向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先进水平:基础理论研究政策发展的新阶段

  1977年1月16日,《光明日报》头版刊载了标题为《一场围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的文章,肯定了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地位。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主动提出管教育和科学工作。6月20日至7月7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副院长方毅主持召开了中科院工作会议,他指出:“基础理论研究的许多领域处于停顿状态”。8月4日,根据邓小平的提议,由方毅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者座谈会,会议邀请了33位科学家、教育家参加,包括吴文俊、张文裕、马大猷、郝柏林、汪猷、张文佑、王大珩、王守武、吴健中、苏步青,等等。参加座谈会的科学家们畅所欲言,邓小平自始至终参加会议,不时插话。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尖端科学和理论方面人才缺乏的问题,并提出“重点学校应以搞基础理论教学为主,培养学得比较深、水平比较高的科研人才”。

  会后,邓小平相继会见了国内外多位科学家,其中包括海外华裔科学家牛满江、丁肇中、杨振宁、吴健雄、袁家骝、邓昌黎等,通过与科学家的深入交谈,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中国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邓小平接受科学家的提议,支持以基础研究为主要目的大科学装置建设。8月,邓小平会见丁肇中,当丁肇中谈到参观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情况时,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但不是什么都赶超,是在部分领域或一些方面赶超”,“科研设施的建设要从最先进的着手,高能加速器就是个重点”。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和夫人黄乃申时明确指出:“建造加速器很花钱,又费时间,但是从长远来看,很有意义,应及早着手”。11月4日,邓小平“同意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关于加快建设高能物理试验中心的请示报告》”,该工程主要面向高能物理学基础研究。耗资巨大的高能加速器建设计划能够在这一时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充分体现出中国发展基础研究的着眼点不再服务于短期技术应用目标,而是面向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先进水平。

  1977年11月,全国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到会的科学工作者,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六大基础学科和各分支学科以及有关学科的老一辈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许多有成就的中年、青年科学工作者”。会议“分学科制定了规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国基础科学规划纲要(草稿)”,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分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从现在起,在三、五年内,科学院和高等学校要初步建立起基础学科研究体系,继续发展一些学科某些方面的优秀成绩和领先地位,扎扎实实地全面地向着赶超世界先进的科学水平进军。在八年内,要建成学科门类齐全,中央和地方互相配合,拥有一批现代化实验室的基础学科研究体系,全面展开各学科的研究工作,在一些学科的某些领域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在基础学科的更多方面作出优秀成绩和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到本世纪末,基础科学各分支学科要大部分或绝大部分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有相当部分赶上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个别学科要居于领先地位”。规划纲要把到20世纪末我国基础科学发展的长远目标和三年、八年分阶段的具体安排与措施基本上规划出来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邓小平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的重要论述,再次强调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全国科学大会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972年以后,海外华裔科学家参与了新中国科技政策的讨论。他们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流中提出了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意见,受到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在中国科学家的助推下,中国基础理论研究政策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不仅服务于技术应用的短期目标,而且面向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的长远目标。

结语

  新中国成立前后,大批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中国科学家选择回国,投身于科技事业建设。一方面,中国科学家的爱国情怀使他们自愿将科研工作调整到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方向,以自身所学服务于国家经济、国防建设;另一方面,科学家的职业理想使他们致力于推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追求在基础科学研究中取得领先国际水平的成果。在这两方面动力的作用下,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科学家参与科技政策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关政策的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大力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被确立为科学技术工作中必须遵从的原则。周恩来在一系列讲话中阐释理论研究与技术进步的关系,提出重视理论研究工作。科学家结合自身科研工作对基础研究与经济发展的联系进行了阐释。在理论结合实际原则的指导下,中国科学家参与了《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十二年科学规划》以“任务带学科”为原则,科学家充分发挥主动性,在积极参与任务研究的同时,兼顾学科的长期发展。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中科院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与科学家群体展开深入交流,深刻把握科学技术研究的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对基础与应用研究政策进行调整,不仅重视与技术紧密联系的基础研究,同时支持探索性课题研究。1972年以后,一些海外华裔科学家向周恩来、邓小平提出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建议,受到高度重视。在与国内外科学家的广泛交流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认识到中国在科技领域与世界的差距。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先进水平,中共中央对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进行了部署。从中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政策演进的历史中可以看出,新中国基础理论研究的目标由短期目标向长远目标过渡,而中国科学家在各个阶段科技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技界对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概念的认识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概念尚未在国内普遍使用,相近的表述包括“理论研究”“技术科学”等,对理论研究重要性的阐释主要是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20世纪60年代,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概念在这一时期进入国内。在参照国际科学分类方法的基础上,中科院政策研究室结合国内实际,创新性地提出了“应用基础研究”的概念,以定位与应用相联系的基础研究。1972年以后,党和国家对基础研究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基础研究政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通过对中国基础与应用研究政策演进的历史进行考察,能够为当今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科学家作为国家科技政策的建议者与推动者,以多种形式参与国家科技政策制定的讨论,这既是新中国优良的历史传统,也是科技政策成功制定的关键性举措。实践证明,在国家科技政策的制定中,只有多倾听科学家群体的意见,与科学家保持密切沟通交流,才能深刻把握科学研究的客观规律,推动科技政策向着有助于中国科技事业建设的方向不断演进。另一方面,中共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被摆在了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使得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由新中国科研分类方法演进的历史可知,基础研究中既包括由应用目标引发的定向基础研究,也包括科学家遵循科学发展内在规律、面向科学发展前沿而开展的探索性学术研究。当前,我国应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分别对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工作进行部署,不断推动我国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

  [作者简介]苏熹,理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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