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发展不断深入，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社科界的专家学者就如何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培养有能力承载社会使命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培养有能力改变社会的社会改造工程师等问题展开讨论。

　  站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学人的精神是极其痛苦的。老大帝国被西方列强一次又一次打败，满眼是各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惨景。变法维新失败，六君子的头颅被当街砍下悬街示众。那是一个充满黑暗的年代。就是在那样一个年代，梁启超奋笔疾书大声呼吁：“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

　  20世纪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从“变”字开始的。第一个变字是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翻译介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学术思潮，从此中国学人走出中国古代圣贤典籍的狭隘樊篱，开始做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专业的学术探索。第二个变字是以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学术精神上告别封建文化传统，从此中国学人走上了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学术精神之路。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从无到有的一百年。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没有经历学科分化，只是一种以伦理为中心的精神文化追求。进人20世纪，中国学人在总结继承前人相关成果与积极引进国外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深入探索，陆续建立了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专业体系，终于使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进入了分门别类的研究时代。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探索中国特色学术之路的一百年。从五四运动始，中国学人在告别封建思想禁锢的同时，相继走出了搬运他山之石的窘境，努力使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结合，创建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一了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发扬和改造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旨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中国特色的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使中国跻身于人文社会科学大国的行列。

　  20世纪的一百年，是中国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人才辈出的一百年。哲学家孙中山、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金岳霖、朱光潜、贺麟、李达，文学家鲁迅、林语堂、闻一多、朱自清，吕叔湘、王力、钱锤书、季羡林，史学家郭沫若、剪伯赞、范文澜、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昊晗、顾颉刚、夏鼐，经济学家马寅初、孙冶方、陈翰笙，社会学家费孝通、吴文藻，民俗学家钟敬文，翻译家严复、傅雷，可谓群星璀璨，大师如林。正是他们的辛勤耕耘与不断创新，为我们留下了现代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站在21世纪之初的中国学人是幸福和欢乐的，因为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已作为一个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经济大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因为20世纪的中国学人已经用他们的抗争、呐喊、探索与创造，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站在21世纪之初的中国学人也面临新的挑战。在全球化、信息化、大众文化崛起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的社会地位、功能、研究方法、传播方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结过去，正视现实，放眼未来，探讨在新形势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模式和发展趋势，是摆在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面前的历史使命。

　  我们有过辉煌。在世纪转折激动人心的年代，一批矢志于创建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人崛起于乱世，呐喊于黑夜，耕耘于尺牍，授业于蒿蓬，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们的见解虽有时代之局限，但他们求知之执著、治学之严谨、知识之渊博、学贯中西之气魄，当为后世汗颜与仿效。我常想，再过几十年，后人来追忆我们这一代，追问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又留给他们些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些学界前辈的思想和风范传给我们的学生们吗？这是历史留给我们这一代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宝贵财富，也同样是我们必须面对，无法推拒的重负。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这一辉煌历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和创新，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前景广阔，当前正处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大好时机：一是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高度重视，十六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这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给予了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二是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物质条件支撑。另一方面，转型时期正是矛盾突显期，社会问题暴露比较全面，专家学者可以更深入研究，推动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