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邓小平“争论”与“不争论”思想的偏向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强调：“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1］20多年来，学术界和广大民众对“不争论”思想，尤其是“南方谈话”中的“不搞争论”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学术界、思想界对该课题研究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将其绝对化、片面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

　  第一，偏重研究邓小平“不争论”思想，回避和淡化邓小平“争论”思想 通过对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万方数据、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等检索，1979～201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期刊论文共78篇，会议论文1篇，报纸发表的1篇论文同期刊论文重复。其中，少量论文论及邓小平“争论”思想；尚没有一篇论文专题研究邓小平“争论”思想；研究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的著作，基本情况同上。其实，如果以“辩论”、“争论”、“争辩”作为关键词检索《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1975～1997）》和《邓小平年谱（1904～1974）》，排除重复后统计显示，邓小平约在36处谈到“辩论”、“争论”和“争辩”，其中多数支持、赞同争论，少数反对、批评争论。例如，1957年4月，邓小平说：“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2］1977年8月，邓小平又说：“我们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讨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3］可见，长期以来，邓小平是主张、允许“争论”的，研究邓小平“不争论”思想，不应忽视、回避、淡化邓小平“争论”思想。

　  第二，误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才提出“不争论”思想 众多论著提出，“不争论”思想是邓小平1992年春“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提出”的。［4］其实不然，邓小平早就提出了“不争论”思想，并且长期以来一直坚持这一思想。比如，1956年底至1957年初，由于受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波兹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等影响，中国部分地区发生了少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和农民闹退社等现象，有人要求搞自由辩论、大批判等形式的大民主。1957年4月，邓小平就此指出：“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2］(p273)1979年6月，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向邓小平汇报说，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但有人反对。邓小平告诉万里：“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5］后来，邓小平在众多场合不断强调“不争论”。

　  第三，将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得过高 邓小平“不争论”思想对于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和行动、把我国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等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有学者把邓小平“不争论”思想提升为“改革开放的一项基本政策”［6］、“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和基本的领导方法”［7］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论断将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得过高，况且把领导人的某一思想、言论直接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政策”、“指导思想”等，提法本身也欠妥。众多论著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认识论、唯物论等各方面对邓小平“不争论”思想作诠释，这无可厚非，但反过来把“争论”说成一无是处也欠妥。

　  第四，对邓小平“争论”与“不争论”思想关系的解读含混，甚至庸俗化 学术界、思想界部分论著已经认识到，邓小平既有“不争论”思想，也有“争论”思想，尤其是1992年春“南方谈话”强调“不搞争论”有着特殊的背景和特定的内涵，因此不能将其绝对化。但是，究竟如何理解邓小平“争论”与“不争论”思想的关系，现有的解读都比较含混，一些论著赋予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灵活性、策略性等解释，［8］难以令人信服。

邓小平倡导和主张的争论

　  纵观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他倡导和主张的争论主要有：

　  重大路线方针和原则的争论 邓小平认为在重大方针和原则问题上必须敢于争论。众所周知，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之争是在邓小平的鼎力支持下才冲破“凡是”派的压制而得以全面展开，进而推动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邓小平对此多次高度称赞说：“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3］(p143)改革开放以后，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不断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加以批判，指出：“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1］(p297)

　  不同工作意见的争论 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党和政府、各人民团体等遵循的基本组织原则，这个原则本身就包含了经过讨论、争论最后达成统一的意思。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党、国家、人民团体等召开的各种会议是广大党员和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场所和途径。1956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说：“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坚决反对“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办法”，“一切提到会议上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讨论，允许提出异议。如果在讨论中发现重大的意见分歧，而这种分歧并不属于需要立即解决的紧急问题，就应该适当地延长讨论……而不应该仓促地进行表决，或者生硬地作出结论……只有这样，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获得真实的保证”。［2］(pp223~224，231)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听取徐向前、韦国清等汇报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的情况时指出：“会议可以延长，让大家把话讲完。对有不同看法的问题，可以辩论，把问题讲清楚。然后把问题集中起来，由军委研究解决。”［5］(p459)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研究经济工作的会议上又指出：“大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是很自然的……这次会议大家要充分地把矛盾摆出来。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出来的。”［3］(p201)

　  学术问题的争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国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导方针。邓小平一直坚持这一方针。1957年4月，邓小平说：“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2］(p272)1962年2月，他又说：“至于理论上、学术上的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是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讨论的。”［2］(p308)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专门讲到“学风问题”，指出：“讨论当中可能会出来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可怕。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3］(p57)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思想界、理论界发生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邓小平指示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9］

邓小平反对和批评的争论

　  纵观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他反对和批评的争论主要有：

　  群众性、政治运动式的争论 如前述及，1957年年初，针对一些人提出要搞自由主义、群众运动性的“大民主”，邓小平明确表示反对。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实践洗礼，邓小平更加坚定地反对搞群众性、政治运动式的争论。1980年1月，他指出：“‘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3］(p257)后来，全国人大接受中共中央的提议，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的决议，取消了“四大”。1985年夏，邓小平在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时再次强调：资产阶级自由化“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再不能那样干了”。［1］(pp123~124)之后，他又多次强调这一思想。

　  具体的方针政策、改革举措之争 当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左”倾思想阻挠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干扰改革开放正确航向时，邓小平坚决明确地支持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问题的争论。但是，当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确立后，他坚决明确地反对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方针政策进行无休止地、无原则地争论,也不赞成就探索性、实验性的改革举措进行争论。例如针对创办特区、发展市场经济、实行公有制企业经营方式改革等问题，邓小平一再强调，不要进行无谓争论，要敢于实验，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不同国家政党间意识形态之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共产国际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众多国家共产党的诞生、成长给予了大力的指导和无私的援助，但苏联共产党在此期间也发生了以大党、老子党自居，干涉他国共产党内政等现象。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同以苏共为首的一些国家共产党之间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斯大林评价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由意识形态之争发展到政党关系、国家关系濒临破裂的局面，留下了深刻的教训。鉴于此，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一再强调各国政党之间不要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要以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等四项原则处理政党关系。1980年5月，他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时说：“我们两党之间过去的争论一风吹了”［3］(p319)，不要再搞争论。1984年3月，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到中共与外国党思想理论上的分歧时指出：“他们的理论、思想观点，我们不替他们宣传。他们自己宣传什么，主张什么，我们不作评论，不同他们争论。”［9］(p966)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回顾中苏两党的争论说：“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过去的事“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1］(pp291~292)

　  空泛的、不合时宜的争论 邓小平支持学术争鸣，也注重从理论上探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路线、方针和原则问题，但反对空泛的争论，特别是反对各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囿于争论而不敢改革创新，甚至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而深陷争论。所以，他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很多问题，“不是写文章、辩论就可以消除的”［1］(p300)，而要靠真抓实干，作出成效，坚持通过发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另外，邓小平虽然说过学术问题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讨论，但那也是就一般情况而言，且限定在学术领域内，而在特定的历史关头，尤其是一些人妄图借学术讨论之名干扰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时，他要求理论问题的讨论应服从稳定大局。1989年6月，邓小平强调：“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1］(p312)

简 短 的 结 论

　  通过对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的梳理和归纳，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对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研究要持全面客观的态度 当年林彪鼓吹学习毛泽东思想只要学好“老五篇”即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推行实用主义，各自根据需要对毛泽东语录断章取义，搞派别斗争和大辩论，导致严重混乱局面。这些都是没有全面、客观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争论”和“不争论”思想的研究也应持全面客观的态度，要作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不能因为需要推动改革开放就把邓小平“争论”思想抬出来，也不能因为需要维护社会稳定就过分抬高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地位。

　  第二，必须结合历史背景和话语情境解读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 回顾历史，邓小平发表主张争论和反对争论的讲话，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话语情境，且有明显的针对性。因此，只有紧紧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话语情境，才能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否则在该问题上必然出现绝对化、片面化倾向，甚至得出邓小平言论自相矛盾、只许自己争论不让别人争辩等错误认识。

　  第三，如何运用和发展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显得尤为紧迫 当前，中国正处在利益关系多元化、社会矛盾凸显的改革攻坚阶段，学术界深化邓小平“争论”与“不争论”思想的理论研究十分必要，如何运用邓小平“争论”与“不争论”思想指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显得更为紧迫。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的当今世界，在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当今中国，绝不允许出现无谓的、空洞的、抽象的“争鸣”干扰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好局面，也不能搞群众性政治批评运动，更不允许“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1］(p47)的情况发生。社会矛盾和人们的认识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有序的、平等的、心平气和的研讨和争论是发扬民主、统一认识的重要途径；隐瞒、回避矛盾和争论，甚至压制民主，轻易就把不同意见说成噪音、杂音，进而导致决策失误、侵害民众利益事件频发，其危害是严重的。

　  第四，“争论”和“不争论”都要有制度保障和约束 邓小平高度重视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p333)。1980年1月，邓小平曾就党内的争论说过：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党内“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3］(p272)其实，不仅仅是党内争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实施依法治国的今天，哪些问题可以、应该争论，哪些问题不能、不需争论，争论又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在什么范围内展开，等等，都应纳入制度化轨道，既要有制度保障，又要受制度约束。

　  综上所述，学术界、思想界存在着对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认识的绝对化、片面化倾向，邓小平“争论”和“不争论”思想长期并行不悖，各自有着特定的内涵和针对性，深化对其理论研究很必要，实践中正确运用和发展更为重要。

［ 参 引 文 献 ］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2］《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4］贺朝霞：《邓小平“不争论”主张的哲学解读》，《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杨述刚：《邓小平“不争论”思想是“实践检验标准”的特定表述》，《四川省委机关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朱映雪、郭文亮：《邓小平“不争论”思想的当代诠释》，《前沿》2009年第1期。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页。

［6］刘毅强：《邓小平“不争论”思想探析》，《理论学刊》2008年第1期。

［7］刘家声：《“不搞争论”是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工作思路上的“一个发明”》，《理论导报》1994年第9期。

［8］初丽华：《“不搞争论”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河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张建军：《邓小平“不搞争论”之策略思想探微》，《毛泽东思想研究》1994年第4期。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38、9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