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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著武:1957年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
发布时间: 2022-07-06    作者:储著武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2022-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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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形成了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地方研究机构组成的统一的科学研究体制。在这个统一的科学研究体制中,中国科学院处于中心地位,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地方研究机构处于从属地位。这种地位上的差异,实质上是政策支持、经费投入、科研条件上的差异,在科研实践中往往会导致中国科学院与其他科研机构之间的“矛盾”。

  1956年底1957年初,《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通过后,中国科学院承担了其中大部分科研任务,急需调入科研人才,但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研究机构也都在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同样急需科研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1957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与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研究机构之间因为人才调动问题引发了一场延续半年的科学研究体制之“争”。目前,学界关于1957年科学研究体制之“争”的研究成果较少,有待深入讨论。基于此,本文拟对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做具体分析,以期揭示新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发展的复杂历程。

  中心不“中”:“争论”之缘起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并逐步构建起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的全国科学研究体制。但是,这些科学研究力量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竞争关系,这就为后来科学研究体制之“争”埋下了伏笔。

  (一)“中心突出,多翼并进”:统一科学研究体系的形成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明确规定“科学院”是政府组成部门之一,归政务院领导,接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又明确指示,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之一包括组织开展科学研究。1951年3月5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科学院对工业农业卫生教育国防各部门的联系的指示》,强调各部门及其研究机构要支持、协助中国科学院的工作。1952年下半年起,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并逐步重视科学研究。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科学院在国家科学工作中的地位最为突出,其他系统的科学研究工作还在准备过程中。

  自1953年起,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这就在客观上要求全国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服务于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为此,中国科学院党组于1953年11月19日向中央呈送了《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保证各个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国家总的要求有机地密切联系和配合起来,建议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内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综合审查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加强中国科学院的机构建设,拟设物理数学化学部、技术科学部、生物地学部、社会科学部四个学部;等等。195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对上述报告做出重要批示,首次明确了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并对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各部门的研究机构做出一定分工。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其他研究机构则处于从属地位。

  随着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中国科学院的职能发生重大变化。11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设立、调整中央和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所属中国科学院,今后不再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份,但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仍受国务院的指导”。这标志着中国科学院不再是政府组成部门,而是国家最高科学研究机构。

  1955年6月1—10日,中国科学院召开学部成立大会,初步解决了中国科学院在科学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但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安排高等学校及产业部门科学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工作问题,为此,有人就中国科学院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11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在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席会议上再次明确了中国科学院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中心地位,指出:“科学院是领导本院还是领导全国?党中央、国务院认为科学院是全国科学领导中心,过去现在都是如此,将来更无问题仍是如此”。同日,高等教育部邀请70多位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高校教师在北京饭店召开座谈会。参会的学部委员一致认为:“过去高教部与科学院之间配合是很不够的。高教部的工作计划与科学院的研究计划往往互相矛盾,结果双方工作都受了影响”。因此,大家建议:“今后高教部与科学院及有关部门必须加强联系,统一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9月20日,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呈送《学部成立大会工作总结报告》,提出既会遵照上级要求把该院建成“全国的科学研究中心”,也将进一步加强与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的联系与合作。可见,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的地位已得到国家认可,并在科学研究实践中予以强化。

  为进一步理顺中国科学院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1956年1月11日,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联合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几项试行的合作办法的通知》,对二者共同开展科学研究提出了具体的合作办法。1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强调:“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各个高等学校中的科学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政府各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业、水利、运输、国防、卫生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要求“加强中国科学院,使科学院能够确实地成为领导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加强本身的科学研究机构,分别成为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培养科学、技术的新生力量的重要基地”;“政府各部门也必须积极地建立和加强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同年底,中共中央同意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关于征求〈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意见的报告》,并将其批转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征求意见。《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提出:“我国的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科学院是学术领导核心,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是两支主要力量,地方研究机构则是不可缺少的助手。”这种统一的科学研究系统充分体现了“中心突出,多翼并进”的特点,从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角度明确了中国科学院在科研工作中的中心地位。

  (二)中国科学院的优势与不足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结束后,中央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科学院的建设。以干部队伍建设为例,1956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为中国科学院抽调第一批党员领导干部18人,以加强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力量。11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中国科学院抽调干部的通知》,指出:“积极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以便在十二年后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央既定的方针,但要实现这一要求,必须全党支持才有可能。”中共中央给中国科学院抽调第二批党员领导干部共77人。再以科研人才队伍建设为例,据统计,1956年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共有科学技术人员77771人,其中高等学校58346人占78%、科学院4808人占6%;高级科学技术人员共9879人,其中高等学校7895人占80%、科学院605人占6%。该数据反映出高等学校与中国科学院在人才队伍方面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对此,中央要求高等学校和各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必须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的人才队伍建设。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闭幕时便明确要求国务院各部积极支持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指出:“科学院的科学研究人员只有一千零十二人,可是单是重工业部的科学工作人才就有三千五百七十八人,第一机械部有两千零六人,铁道部有四千七百七十五人,煤炭工业部有一千六百四十八人。我只举这四个部,其他还有很多部。从这些部里拨那么一点人来,加强科学院,那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不会把这些部门的生产特别是把基本建设搞垮。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把眼界放宽一点,不要只看本位。”

  由于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无论是在科研经费、科研条件,还是工资待遇与出国留学等各个方面,中国科学院都占有优势。对此,不少高校老师希望到中国科学院去工作。例如,著名心理学家潘菽曾谈道:“中国大多数的科学家都是在高等学校中,但高教部和教育部捧着这只‘金饭碗’都好像不知爱惜。高教部和教育部都在埋怨科学院拉人拉得太厉害以至造成‘人心向院’的局势。但这种‘人心向院’的局势固然一部分是由于科学院的拉,但我看主要还是由于两个教育部在无形中做着推和送的工作。因为捧着‘金饭碗’而只用来吃饭或者甚至去讨饭,‘金饭碗’是会感觉到很大的冤屈的。”

  随着高等教育部以及产业部门对科学研究工作日益重视,不希望将科学研究人才都调往中国科学院。语言学家罗常培早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提案中就提出:“现在,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展科学技术研究,高等学校为了积极地培养干部,对于专门科学技术人员往往发生争取和强留的矛盾。有些大学不问哪一个科学技术人员怎样使用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凡经调用一律批以‘碍难照准’,甚至邀请参加专业学术会议表面上也难获得校方允许……在国家积极建设时期,文教各部也和经济各部门一样,必须树立全局观点,克服局部观点,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协同合作起来,才能符合人民的需要,把工作搞好。”罗常培所说的情况,也进一步证明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着人才之争。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科学研究中的领导作用究竟发挥得怎样?早在1955年6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该院学部成立大会上便指出:“中国科学院是组织并领导科学研究的中心机构……但是所存在着的缺点确是很多……科学院领导工作中最主要的一个缺点,就是没有认真研究国家建设的需要,来制定科学发展计划;推进我国科学事业。我们和政府各部门的联系是很不够的,政府各部门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要求我们不很清楚。”这表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中心作用并没有发挥好。为此,中央屡次强调中国科学院在全国科研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并且采取有力措施来加强该院的建设。

  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中国科学院承担了57项重大任务中87.7%的研究任务,故急需大量科研人才。但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研究机构也在大力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也需要大量科研人才,再加上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研究机构本身就集中了全国绝大多数科研人才,自然不会放任“人心向院”的现象持续发展。这就在无形中加剧并导致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研究机构对于中国科学院的“不满”,以致变成了科学研究体制之“争”。

  高校要研:“争论”之兴起

  如果要改变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地位的这一既成事实,高等学校与产业部门研究机构就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依据。1956年底到1957年初,高等教育部赴苏联考察则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高等教育部考察苏联高等教育

  195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高等教育部派出以副部长曾昭抡为团长的高等教育工作者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高等教育工作的先进经验。代表团成员包括综合大学校长、教授和高等教育部司长共24人。自1956年11月3日至1957年1月16日,历时两个多月,代表团先后到过10个城市,访问过苏联高等教育部、乌克兰共和国高等教育部、75所高等学校、7所中等技术学校、38个科学研究所和几所工厂、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等。归国后,1957年3月,综合大学小组撰写的《高等教育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综合大学小组总结报告》对苏联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发展变化情况做了详细陈述,指出:“帝俄时代大学就是科学研究的中心,这种情况在革命后仍然保持。到1930年高等教育大发展,教师教学负担加重,高等学校里的科学研究工作就逐渐不受重视。到1936年,党中央曾指出这个缺点,但不少的人仍认为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教学。科学研究工作应以科学院为主……此后高等学校里的科学研究工作仍未能开展,苏联的科学研究中心就转移到科学院,到1950年才开始扭转。1952年第十九次党代会后,由于党和政府的提倡与鼓励,苏联高等学校,首先是综合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才全面开展。短短几年间,已有了很大的成就。”为扭转我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的局面,报告还从人才队伍建设、经费投入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以保证“使高等学校至少使综合大学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部负责同志与代表团部分成员也撰写文章介绍苏联高等教育领域的先进经验,着重谈到苏联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方面的变化情况。例如,高等教育部创办的《高等教育通讯》在1957年第7期集中发表了《对苏联高等教育先进经验的一些体会》《苏联综合大学的发展概况及科学研究工作》《略谈苏联高等学校的外语教学工作》《我所看到的苏联高等学校的勤俭节约精神》等文章。其中,《对苏联高等教育先进经验的一些体会》的作者为曾昭抡,该文后又以《谈谈苏联的高等教育》为题发表于1957年5月28日《人民日报》。这些文章给人们的印象是苏联将科学研究中心放在高等学校,苏联科学研究体制已经发生了新变化。后来,高等教育部主张将科学研究中心放在高等学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苏联已经是这样了。

  以往研究在谈到1957年科学研究体制之“争”时,几乎没有注意高等教育部此次赴苏考察。但事实上,这次考察及其所形成的政策建议为高等教育部以及高等学校提出改变中国科学研究的中心提供了直接依据。

  (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对于科学研究体制的讨论

  1957年3月13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结束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参加者有文教科学战线领导人彭真、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胡乔木、张际春、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张劲夫、于光远,还有科学界知名人士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座谈过程中,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与郭沫若因为人才调动问题发生争论。毛泽东要求双方停止争论,划定“三八线”,具体“停战协定”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讨论解决。中国科学院党组扩大会议的一份会议记录对此有详细记述。现摘抄部分内容如下:

  在主席面前,高教部又提到体制问题,主席要他们具体的说明什么问题。他们提出四点:

  ①先锋(重点、空白、科学情报等);

  ②向高教部拉人,弄得人心向院,高等教育无法办下去,并说科学院拉人的方式很多,比如请出国、培养、合办研究机构,最终拉出去;

  ③科学院经费条件好,高等学校困难,相形之下,造成高等学校无法办(科学院六千万,高教部一千万〔外汇〕);

  ④科学院窝工,许多研究人员无事做,现在到北大进修的有500人,对这种做法,有的人很愤慨,认为这样下去国家很危险,后继无人。

  ……

  主席指示:

  是否科学院暂时停挖,要帮助大学一下。向达说不做官,主席说是呀,官做久了是不好。郭老说我这个科学官也不要做了。主席说,本位主义当然不好,但一点本位主义没有也不好,一切都太平无事,没味道,矛盾是经常发生的。自然科学跑在前面是对的,就是我国的薄弱环节应加速发展。大家都承认三八线,停战协定到规委去谈。

  郭沫若与杨秀峰二人的听力都不好,又争得面红耳赤,以致人们常用“二龙(聋)戏珠”“双聋夺珠”来形容这次“争论”。此次会上的“争论”使得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渐趋激烈。毛泽东指示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开会讨论解决。

  (三)公开化:《高等学校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一文发表

  1957年4月2日,《光明日报》发表《高等学校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一文,使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公开化。《光明日报》记者在北京、天津、上海、大连等地对一些高等学校领导和教授的调查发现,学校领导和教授们认为,“高等学校应该成为国家的科学研究的主要阵地”,“担负起科学研究的主要担子”,有的同志更提出“国家的科学研究的中心应该放在高等学校”。对此,该文章指出:“高等学校不只是传播知识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创造知识的地方;高等学校拥有大量的科学研究人材,又是培养科学研究后备队伍的场所;而且,根据苏联重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应该十分重视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在国家科学研究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篇文章引发了科学界与社会上的广泛关注。4月8日,中国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的科学体制座谈会上明确表示:“《光明日报》发表那篇报道不好,应引为教训。”4月13日,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也在会议上指出:“应由我负责。但原因不是借报纸攻科学院,而是理解上的问题,组织上也检点不够。”可见,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已引起多方关注。

  激烈交锋:“争论”之展开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7年4月8—13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科学体制问题座谈会。国务院副总理、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主持会议,郭沫若、张劲夫、裴丽生、杨秀峰、黄松龄、李云扬、黄敬、韩光、于光远、范长江、李强、武衡、安东等科学战线的领导同志参加。会上,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主张中国科学院的大部分研究机构应交给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黄松龄认为基础研究部分应交给高等学校;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则认为,195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已对科学研究工作体制做出明确规定,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它。在座谈会召开之际,中国科学院党组、高等教育部党组以及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也分别提出了改进科学研究体制的意见。

  (一)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意见

  在坚持“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改变”的意见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党组又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强调必须迅速加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使其逐步成为科学研究战线中的重要阵地。“高教系统科学研究工作能否加强,并不完全决定于科学院的存废和地位。因为即使取消了科学院,腾出600名高级研究人员和一千多万外汇,分散到227个高等学校,对高教系统来说,顶不了多大事情,对国家说来,反而取消了一个可以集中使用的力量。”二是强调科学院和高教系统必须在科学工作上正确分工密切合作,“通过分工合作去解决人材不足和任务繁重之间的矛盾,才是正确途径。过分强调矛盾,而忽视存在相辅相成的一面,是不合事实的”。三是指出中国科学院、高教系统、产业部门和地方研究机构在研究人才、任务分工等方面都有些问题,这是事业发展带来的新问题,“现时进行一次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是完全必要的”。

  在上述意见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党组又提出《对于科学研究工作的体制的意见》,强调建立科学研究体制的关键在于正确地解决集中与分散的问题,“一方面应当密切结合生产和教学任务,按那里有研究人才就在那里开展研究的原则部署力量;而不可过分强调集中,影响了发展技术基础和人才后备。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必要的科学部门,集结一定的突击力量,以保证在一定时期完成重要的紧急任务,并带动科学事业全面前进;而不宜过分分散力量,影响了前进速度”。按照上述原则,在已有科学研究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两个重要基地。同时,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的某些研究单位,当具备必要的条件时,也自然会在某些任务、某些学科方面形成研究中心;它们和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相辅相成地带动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意见还阐述了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科学研究工作的特点与任务,强调:“对业已建立的科学院必须继续加强,而不能有任何削弱”;“高等学校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一般还比较薄弱,今天需要特别强调予以加强,高等教育部应当有步骤地有重点地积极推动和组织这项工作”;“各产业部门科学研究工作也必须相应加强”。最后,意见指出,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之间,“应当特别强调相互辅助、密切配合,兼顾科学研究、教学与生产三方面任务的良好完成”。

  总体来说,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意见是不改变现有科学研究体制,坚持中国科学院作为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地位。

  (二)高等教育部党组的意见

  高等教育部党组在《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和体制的意见》中提出:“目前科学研究工作的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中央产业部门和地方所属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科学院应该成为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应该成为全国一般基础和应用科学的研究中心,主要是以进行基本理论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理论方面)为主,以实际应用和技术改进的研究为辅。厂矿企业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应成为有关的技术改革和实际应用方面的科学研究中心,也可做一些基本研究,但不是它的主要任务”。

  为什么说高等学校必须而且可能成为一般基础和应用科学的研究中心,意见给出的理由是:“第一,必须在高等学校发展科学研究才能保证培养干部的质量;第二,高等学校的科学领域极端广阔,其中各部门又是密切联系,相互为用,特别在发展边缘性学科方面,比任何单科研究单位具有更多的优越性;第三,在高等学校进行科学研究,扩大科学队伍,最为经济。高等学校有庞大的师生队伍,容易形成科学集体。青年多,富有朝气,对新事物敏感,离开了青年人,科学家就容易衰老。还可以充分发挥人力物力作用,同一份人力,同一份设备,同一份基建,既进行了科研,又进行了教学,既发展了科学,又培养了干部,一举两得;第四,高等学校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与当地的经济、文化、地理、历史、民族有着长期密切的联系,因而形成各高等学校有其不同的学术传统、学术特点和发展方向,有利于科学网的分布能够比较平衡。第五,高等学校历来就是科学家生长的园地和文化遗产的宝藏。发展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是国际共同经验。”

  高等教育部党组意见是主张改变现有科学研究体制,强调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成为各自研究的中心,也就是形成“两个中心”。

  (三)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的意见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提出《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意见(草稿)》,全面分析了中国科学院与高等教育部关于科学研究工作体制问题争论的由来与发展情况。意见既肯定了双方对一些问题认识的合理性,同时也指出了各自认识的不足:“科学研究应以高等学校为中心的说法,是不妥当的”;“依靠科学院来领导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是不合理的,也是办不到的”;“科学研究应以高等学校为中心的说法,不但不是社会主义苏联的经验,(苏联科学研究转移中心的说法是不确实的),而且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等等。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认为,科学研究体制的争论,是由于高等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问题,“只要指导思想明确了,科学家中间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最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指出:“我国的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应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应逐步形成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则是我们科学研究的两个主要基地,地方研究工作是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的意见是不改变现有科学研究体制的规定。

  正当中国国内对科学研究体制热烈讨论之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一行应邀访问中国,陪同来访的成员中包括苏联高等教育部部长叶留金。1957年5月4日,叶留金应邀在高等教育部的欢迎会上做《苏联四十年来高等教育建设经验》的报告,指出:“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把科学研究中心放在什么地方,是在科学院呢?还是在高等学校?我们所关心的是如何能使科学研究更好地开展起来”。他提到苏联高等学校在苏共二十大后加强了科学研究工作,指出科学院和高等学校“不一定非以那个系统为中心不可”,它们之间是“圆桌会议的关系,是友好的,要用协商的办法进行工作”。针对中国科学界流传着苏联将科学研究中心放在科学院的说法,他表示这“似乎是一种误会”。这对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体制的讨论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23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郭沫若在开幕式上指出:“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的中心,而它本身又从事着重大的科学研究。它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它本身的研究任务必须采取‘重点发展,相应照顾’的方针,而又必须面向全国、兼善天下。它必须集中一定的力量来进行基础理论的研究,吸收世界最新的技术科学,担负比较长期的综合性的科学任务;它也必须经常注意到思想工作,了解全世界的和全国的学术动态,指导和确定学术发展的方向。”他还谈到了中国科学院该如何发挥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作用的问题,但没有专门谈到科学研究体制问题。在会议过程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讨论中涉及了科学研究体制的问题,甚至还有人提出了意见建议。这些都为结束科学研究体制之“争”做了一些准备。

  强化体制:“争论”之结束

  1957年5—6月,为解决科学研究体制问题的争端,周恩来召开会议来进行讨论。与会者包括聂荣臻、黄敬、张劲夫、黄松龄、范长江、武衡等。聂荣臻在会上发表意见说:“中国科学院这个‘火车头’不能削弱,应该加强,我认为苏联组织科学院的经验是可取的,但要再调很多科学家进来,现在看不大可能,只能逐步加强。工业部门和教育部门也不应该挖科学院的墙脚。大家都不要有本位主义,现在总的说是人才太少,国防科研方面也碰到了人才奇缺的困难,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还是应该强调互相协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好。”张劲夫、黄敬、黄松龄在讨论发言中也都赞成聂荣臻的意见。最后,周恩来表示同意聂荣臻的意见,要求大家克服本位主义,顾全大局,共同推动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这也就是说,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不需改变,但要大力加强各方面科学研究工作,要处理好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研究机构、地方研究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问题。

  6月13—15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讨论解决科学研究体制的问题。13日上午,聂荣臻在会上指出:“我国统一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是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则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的基地。”这个讲话明确了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等科学研究机构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就是对长期以来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做出的结论。

  6月26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重申科学研究体制的问题时表示:“全国科学研究力量,应该统筹安排,一方面是适当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一方面要提倡‘百家争鸣’,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因门户之见而妨碍协作。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系统,应该由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和地方的研究机构四个方面组成。在这个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这是组织我国科学队伍的原则问题,我们要求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认真地提倡协作精神,推行协调方案,迅速克服本位主义的不良作风”。

  周恩来关于中国科学研究体制问题的讲话,标志着长达半年之久的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结束。

  7月12日,聂荣臻向国务院提交《关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的报告》,明确表示:“在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系统中,中国科学院是全国学术领导和重点研究的中心,高等学校、中央各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包括厂矿实验室)和地方所属的研究机构是我国科学研究的广阔基地;在这个系统中,一方面是适当分工,但是更重要的是密切协作;等等。大家认为这些意见是适合我国目前具体情况,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应该确定下来。”9月6日,国务院第57次会议批准该报告,最终将中国科学研究体制确定下来。

  结语

  1957年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之“争”是新中国科学发展史上关于科学研究体制建设与发展的一次重要“争论”,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研究机构以及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都参与其中,最终由国务院做出结论而宣告结束。这场“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国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究竟谁才是科学研究的中心。从表面上看,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等都有各自部门利益的考虑,存在“本位主义”的倾向,但它们参与“争论”的目的又是一致的,就是尽快搞好科学研究工作,在短时间里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正如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在《关于科学体制问题的意见(草稿)》中所指出的:“争论的焦点,表面是人与钱之争,实质上是对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在科学院、高等学校和产业部门三个系统中间应该如何合理分工和合作问题,是如何组织中国科学队伍的原则问题。”总体来看,社会各界对此次“争论”关注度颇高,也对“争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民盟“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提出了《对于关于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有不少值得参考借鉴的意见建议。

  这场“争论”的积极意义在于,进一步理顺了中国科学研究体制的问题,明确了各科学研究力量的分工,既为当时我国科学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此后科学研究体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的来说,这场科学研究体制之“争”并非个人意气或部门利益之争,而是关系新中国科学研究发展方向之“争”。此次科学研究体制之“争”结束后,党和政府在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研究机构、地方研究机构的基础上组建了国防军工科研机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研究体系,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研究体系。

  [作者简介]储著武,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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