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扫除文盲作为党在农村工作的一项重点来抓

　　以推广识字为主要内容的扫除文盲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战线上一项深入而连贯的工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说过：“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1]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来说，首要的是争取解放，包括争得接受教育的权利。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来的广大农民，祖祖辈辈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目不识丁的人数超过农村人口的80％。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充满热情，但对于如何建设新农村却缺乏必要的技能和本领。“如果绝大部分的农民一不能看通俗书报，二不会记普通的账目，三不会写简单的便条和信件，怎么去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连个简单账目都闹不清，怎么搞复杂的生产规划，又怎么去研究新的技术。”[2]这些都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呼声。为了满足广大农民要求提高文化水平的愿望，改变不识字的状况，尽快地适应即将到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形势，党和人民政府把扫盲运动的重点放在了农村。

　　从另一角度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也必须惠及几亿农民。中国农民阶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是革命的“大元勋”。农民在政治上争得解放之后，获得学习文化的权利，完全是一种正当的要求。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改变他们不识字的处境，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这些都决定了建国初期党在农村中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大力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

　　为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不久，毛泽东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就宣布，“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扫盲运动作为这次文化建设高潮的浓重一笔而载入了共和国史册。

　　二、推广“速成识字法”和开展农业合作化，扫盲出现两次高潮

　　扫盲运动的首要任务是教会农民用文字进行交流，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所以识字运动是扫盲的第一步，能认识多少字成为衡量农民脱盲的标准。

　　“速成识字法”的推广带来了第一次扫盲高潮。此法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模范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他精心挑选1200个常用字，每个字都对应表列注音符号，制作成两大张生字表。其核心是借助注音符号作为辅助识字的工具。第一步，学会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辅助工具；第二步，突击单字，先求会读与初步会讲；第三步，教、学识字课本，同时开展一定的阅读、写字、造句训练，巩固所认识的字。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全军的文盲。然后全国各地迅速办起了实验班。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于4月23日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中华全国总工会于4月30日发出通知，责成各级工会组织展开“速成识字法”的重点实验工作，要在工农教育中推广速成识字法。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并确定河北省为“速成识字法”实验区。5月、6月教育部连续发出通报，介绍山西、东北、天津等地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识字运动的情况。推行“速成识字法”以来，全国城乡参加扫盲识字学习的人数大量增加。1953年参加学习的工人、农民将近2000万，其中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近700万人。为了加强对扫除文盲工作的具体领导，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兼党组书记）、林汉达、祁建华为副主任委员。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设办公厅、城市扫盲工作司、农村扫盲工作司、编审司。

　　农业合作化运动使扫盲运动出现了第二个高潮。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从1952年9月起，党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并着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对农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到告别了文盲才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1955年12月1日，青年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而且“现在我们所说的扫盲运动，已经不是一种随便的扫盲运动了。因为农民中的文化工作如果将它当作经济目的来看，那它正是要实现合作化”[3]。所以，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背景下，着眼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以后农村进一步实现技术改革创造条件，扫盲运动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三、全民来扫盲——党领导下的统一规划而又灵活多样的群众运动

　　扫盲运动是建国初党领导的主要是面向社会下层的群众运动。其赖以发生的社会背景、当时的社会条件以及它所面对的对象决定了它具有统一而又灵活多样的特征。

　　首先，农村扫盲必须符合农业生产实际和农民生活需要。为此，各级政府根据农村实际、结合农民生活采用了灵活多样的方法。为了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扫盲工作制定了学习文化要为合作化服务的总体工作方针。各级政府从本村、本乡的实际出发，经过和群众商量，制定出扫盲规划，力争把整个过程放在合作化的规程之中。当时各级地方统一安排生产、学习、开会的时间，有些地方规定，评分记工在地头做完，不占学习时间，学习文化课、政治课以及何时召开党团会议都作了具体的时间安排。当时尤其强调对农民识字课本的编写，比较流行的是“识字记工课本”，从农民自己的姓名学起，然后学土地的名称，各种农活、农具和牲畜的名称，以及记账格式。由于贴近农民的日常生产，仅用两三个月的业余时间，就可以使农民初步掌握记账、记工的本领。为了统一领导扫盲工作，各地还成立了扫盲协会。

　　其次，“以民教民”的工作方法解决了扫盲运动的师资问题。作为一场群众运动，单靠正式的教师和正常作息时间的教学难以满足在短时间内全部扫除文盲的艰巨任务。组建一支扫盲教师队伍是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各级政府特别注重业余教师的培养，并整合了当时的教师资源。当时的业余教师队伍中，有七八百万是通过扫盲运动已经识了字的农民，大批投入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此外还有一百多万农村小学教师。当时就是号召“发动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使一切识字的人，包括工人、农民、市镇居民中识字的人，包括学校教员，高小以上学校的学生、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4]都加入到扫盲教师队伍里。同时注意解决业余教师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教育他们认识到教人读书识字是为人民服务的、是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因而是光荣的工作。

　　再次，青年团协助各级政府，在扫盲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扫盲的主要对象是青年，扫盲的依靠力量也主要是青年。“扫除占农村青年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文盲、半文盲，是实现农业合作化伟大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今后农村实现技术改革、实用大型农业机器的重要条件。”[5]为此，团中央号召各级团委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在全国农村掀起一个全国性的扫盲热潮，使扫盲工作紧紧跟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团员青年作为党组织的得力助手，在动员群众入学、帮助群众转变思想观念以及指导群众学习和生产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模范带头作用。

　　最后，扫盲运动打开了农村妇女自求解放的大门。妇女占到农村人口的一半，而她们长期以来远离知识与文化，妇女的社会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提高广大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不仅对于解放农村生产力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劳动妇女的社会地位也具有重大意义。为此，各级政府组织了妇女联合会作为领导妇女工作的机关，对她们进行思想宣传与文化教育，使她们摆脱封建主义造成的愚昧，从而以主人翁的责任感正视自己的社会尊严，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总之，建国之初的扫盲运动不但在文化上使广大农民摆脱旧社会的噩梦，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从而实现了自身的解放，而且为广大农民通过技术革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建国初期的扫盲运动，迈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初的步伐。

　　注释：

　　[1]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39页。

　　[2][5]南辛．大家来扫盲[Ａ]．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第4页，15页。

　　[3][4]林峰．进一步开展扫盲工作，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Ｎ]．《光明日报》，1956年11月16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