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从实质上说，是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但又是以意识形态大论战的特殊形态出现的重大事件。它对中苏关系及至中国国内政局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篇论文，无力从中苏双方的角度来全面评价这段历史的是非曲直，而仅仅从中国的角度来探讨这场论战是怎样发生的以及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一中苏交恶及其影响

　　中苏交恶，是20世纪60年代影响中国外交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在苏美两极结构之间谋求独立发展的起点。

　　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通过多年观察，在中苏关系上得出了一些明确的看法。

　　第一，中苏结盟，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给中国同美国的斗争提供无条件的保证。相反，这种同盟关系有可能成为苏联谋求同美国缓和的外交筹码。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国防和工业的关键技术上，不可能得到苏联的“无私援助”。相反，苏联会利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造成中国对苏联的依赖，使中国在事实上成为苏联“大家庭”的一个俯首称臣的成员。

　　第三，中苏两国的内政外交，都开始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共同语言、共同利益越来越少。苏联领导人会不会发展成为“修正主义”者，苏联会不会成为另一个“南斯拉夫”，值得认真观察。

　　从此，两国在战略利益上的矛盾日益尖锐，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越来越围绕各自国家的内外政策和意识形态展开。

　　从1960年开始，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逐步升级并扩大化，导致了一系列争吵。这种争吵虽然愈演愈烈，但到1962年为止，双方都有一定程度的克制。不过，总的来说，这些争吵为中苏关系破裂铺平了道路。

　　进入1961年，有两个重要因素致使中苏关系不可挽回地迅速走向彻底破裂。

　　第一个因素，是苏美缓和有了新的进展。

　　1960年初，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开始调整对苏战略。赫鲁晓夫作出积极反应。同年6月2日至3日，他在维也纳同肯尼迪举行了会谈。　　

　　第二个因素，是苏共“二十二大”的召开。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发展了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纲领路线，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又提出“全民国家”、“全民的党”。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立即在苏共“二十二大”开过不久就发起意识形态论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正在集中克服中国国内的经济困难，并解决党内围绕如何克服困难产生的意见分歧。同时，中苏关系究竟会恶化到什么程度他还需要冷静观察。

　　1962年，两党来往信件开始采取公开信的方式，从交换意见演变为公开论战。11月起，苏联加大了攻击中国的力度，接连发表讲话和文章。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国方面也发表了7篇文章进行反驳。由此，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

　　1963年2月21日和3月30日，苏共中央两次来信，提议举行两党会谈。6月14日，中共中央在两党会谈前夕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这封复信采取的全面批驳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纲领的攻势，令苏共领导人感到如芒刺背。随后，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期间，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随着这两个纲领性文件的发表，双方展开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

　　论战涉及的全部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国际共运在当代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总路线。至于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共产党组织究竟是否应当采取同一条总路线，即总路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问题，论战双方谁也没有怀疑过。中苏两党都认为维系这样一条反映共同规律和共同需要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以此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事实上，中苏论战的进程本身就足以证明，在社会主义各国的国情千差万别、面临的环境又千变万化的情况下，人为地在国际共运中维持一个中心、一条总路线的传统做法，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在这方面，论战双方都作了客观历史规律的不自觉的履行人。

　　中苏论战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它极大地改变了冷战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格局，使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分裂，中国从苏联控制下的阵营中分化出来，并使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除蒙古以外)同苏联拉开了距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从长远看，总的还是得大于失。

　　第二是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影响。中国从苏联阵营分化出来以后，为了改变孤立的局面，逐步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并加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这种态势，和新中国成立时奉行同苏联结盟的政策一样，再一次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方的战略格局。

　　第三是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影响。中苏论战，继1962年党内围绕如何克服困难产生严重分歧并导致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之后，为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比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和社会舆论准备。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苏从同盟走向破裂，美国始终是一个不出台的“角色”。中苏两国撇开不和谐因素，结成同盟关系，并在一定时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二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遏制政策。而中苏关系出现的最重要的裂痕，则是由苏联谋求对美缓和的政策引起的。以后，中苏几度争吵，又互相留有余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双方都感到在对抗美国的问题上，彼此还有一些共同语言、共同需要。到了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和核扩散条约签订前后，中苏之间的彻底破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963年苏、美、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和核扩散条约。这一举动，同时激怒了即将或已经步入核国家行列的中国和法国。毛泽东对苏美缓和拿中国做交易的担心，得到了最后的证实。

　　在中苏交恶的同时，中国与近邻印度的关系紧张起来。两国围绕领土问题的纠纷，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边境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在朋友中，失去了印度，得到了巴基斯坦。同时，还在苏联阵营里找到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在美国阵营里，找到了法国。

　　在中苏破裂中，中国有得有失。中国外交的最大收获，莫过于摆脱中苏结盟的约束，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世界格局有深远影响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