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问题受到学者的关注，但是对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探讨还基本处于空白。国内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技术援助上。石林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比较系统地介绍了1949～1985年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发展历程，相关学术论文主要探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援助的具体案例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政策、成就和发展趋势。以援越抗美为代表的中国对外军事援助则是冷战史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虽有一些媒体对近年援助案例的评论，相关学术研究却未展开。在研究方法上，涉及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的论著大多采取以论带史的方法，如探讨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发展的历史分期等。由于问题敏感及难以获得一手材料，史实类论著多以对外援助工作参与者的回忆录为主，从史料出发的学术性著作则较少，特别是解密档案资料未得到足够重视。本文利用外交部解密档案研究1949～1965年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试图探讨其与外交战略和政策的联系。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人道主义援助的概况及其与外交战略的关系

笔者收集到的1949～1965年有关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外交部解密档案共89份，涉及76次对33个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档案内容包括：驻外使馆的灾情报告和援助建议；外交部、红十字会或其他人民团体的援助请示；决策层的批复；国内机关和机构与使馆的往来文电；相关总结和调研报告等。

（一）援助对象

周边民族主义国家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对象，在76次援助中有33次，占43%；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共18次，占29%。此外，援助对象还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53年，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等人民团体募捐救济英国和荷兰水灾。［1］1955年中国红十字会针对希腊地震向希红会捐款援助。［2］1952年、1953年和1959年，有关人民团体三次向日本提供救济。［3］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共36次，对西方国家援助只占其中的1/6。进入60年代，中国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援助显著增加，不再援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960～1965年的40次对外人道主义援助中，对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援助有14次，占35%。

（二）援助形式与规模

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形式可以分为政府名义、红十字会或人民团体名义、驻外使馆名义三类，也有政府名义与非政府名义相结合的情况。其中，单独以红十字会或人民团体名义捐助的比例最高，共55次，占案例总数的72%。以政府名义援助（包括同时以红十字会名义捐助）的国家有：越南、锡兰、摩洛哥、蒙古、索马里、尼泊尔、古巴、印度尼西亚、肯尼亚。

在援助规模方面，1949～1965年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年捐助额呈现波动增长趋势。20世纪50年代，年援助额大体保持在40余万元人民币；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援助数额波动较大，1959年约为12万元人民币，1960年为70余万元人民币，1961年降为40余万元人民币，1962年回落至25万余元人民币；此后，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次数和数额显著增加：1963年因救济古巴风灾，年捐助额超过200万元人民币，1964年捐助额达到130余万元人民币，1965年捐助额亦近100万元人民币。尽管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援助主体皆有对外捐助的年度预算，但实际捐助额在相当程度上仍取决于援助对象、灾难严重程度以及捐助形式。

（三）对外人道主义援助与外交战略的联系

中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对象、形式和规模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轨迹：首先，50年代中国对外人道主义援助对象类型较为广泛，体现了中国期待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始终是中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对象，体现出“中国将对第三世界的关系放在其对外关系‘基本立足点’或‘出发点’的位置，并始终向这些国家提供支持”。［4］出于摆脱外交孤立和体现国际主义的需要，中国始终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自然灾害，并及时施以援助。第三，在强调第三世界国家重要性的同时，中国的外交战略也进行了调整，影响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和对外人道主义援助。消除新独立民族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疑虑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1955年以前，中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全部为邻国。在与亚非拉国家关系初步稳定之后，中国的政策由强调与它们的共性转变为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把第三世界国家看做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前沿。由于这种战略变化，中国的人道主义援助扩大至非邻近的第三世界国家。60年代以后，中苏分歧的加深使中国在对美苏政策上呈现“两面开弓”的态势，亚非拉国家成为中国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依靠力量。［4］在人道主义援助上，中国的援助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力度显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