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交战略对人道主义援助决策过程的影响

重视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这一战略不仅影响着中国人道主义援助对象国的选择和总体援助规模，也影响了援助数额和形式的选择。

中国人道主义援助的决策参与者包括：驻外使馆、外交部、红十字会、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指委会）、高层决策者等。援助建议主要来自驻外使馆或中国红十字会。捐助名义、数额的确定涉及若干环节：驻外使馆提出建议，红十字会与外交部会商后请示指委会，外交部将草拟的救济意见上报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以下简称外办）。在这一过程中，外交部起着重要作用，周恩来在1956年指出，“对外国救济事又要注意，又要谨慎。外交部应负责把守从政策上考虑的第一关。”［5］中央拥有对援助形式和数额的最终决定权，一般要经过周恩来的批示。毛泽东直接修改捐款数额的案例有一次。1953年8月印度发生水灾，指委会建议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名义捐助人民币10.5亿元，由于得知苏联捐赠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元），毛泽东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有关部门最后将援助数额定为15亿元人民币。［6］因此，尽管存在以红十字会或其他人民团体名义的非政府形式援助，但政府拥有对援助与否、援助数额与形式的决定权，这使得人道主义援助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外交战略。

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视在援助决策过程中突出体现为平衡原则与体现亲疏远近原则。

（一）平衡原则

由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意在向受灾国表示同情和友好，因此要在几个受援国之间和更迭的政府间保持适当的平衡，以免使受援国和外界产生厚此薄彼之感，这也体现出中国在维护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方面的努力。

中国在人道主义援助决策过程中十分注意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平衡。1955年10月，越南民主共和国遭受风灾，红十字会考虑捐赠20万元人民币，认为“九月初我曾捐十万元人民币救济印度水灾，越南此次风灾甚严重，并在其国家恢复建设初期，似应多捐一些，但另一方面又因对资本主义国家捐款短期内不可能太多，因此，以红十字会名义对越亦不应过多，不致显得过分厚此薄彼”。最后，中国以红十字会名义向越南红十字会捐赠价值20万元人民币的布匹、药品等物资。［7］不在对外援助中明显倾向于社会主义国家有利于消除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也可以向其发出中国重视与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关系的信号。

平衡原则还体现在对同一国家两个连续的政府之间，以保持与一国友好关系的稳定。以对索马里的两次援助为例，1961年11月索马里遭水灾，中索两国于1960年刚刚建交，加上舍马克政府对中国较为友好，中国以政府名义向索马里提供了15万元人民币救济款以及相当于15万元人民币的国产药品，并以周恩来名义向舍马克总理致电慰问。［8］1964年末，索马里发生饥荒，亲美的侯赛因政府在接受国外救援上“有意宣扬美国的友谊而将中苏的军”，但中国驻索马里使馆建议为“避免侯对我有厚舍（‘舍’指索马里前总理舍马克——笔者注）薄彼之感，可给予一批粮食、药品和现款，其总值不低于1961年对索水灾的救济”。［9］最终，中国仍以政府名义向索马里援助了价值50万人民币的粮食和药品，超过1961年对索马里30万元的援助额，并以周恩来名义向侯赛因总理致电慰问。［9］

（二）以援助体现亲疏远近

如果与两个受援国关系紧密程度不同，就有必要在救济数额和名义上进行区别。例如，中国对新兴民族主义国家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进行了区别。1955年5月，希腊发生地震，中国红十字会请示指委会捐款3万元人民币。由于当时两国尚未建交，外交部国际司认为“鉴于我们与希腊关系，特别是与印度捐款相形之下，捐款数三万似太大”。最后，决定以2万瑞士法郎现款（约合人民币12000元）作为救济。［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