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战后世界主要矛盾的分析与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当时有不少人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持悲观的态度,认为“美苏必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于1946年4月写下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力排众议,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国际形势的冷静观察,正确地得出了战争危险虽然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将压倒战争力量的结论；大胆预测出,对峙的美苏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从而避免爆发战争。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英、法和苏联之间的这种妥协,只能是全世界一切民主力量向美、英、法反动力量作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5页。）这说明，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只有经过世界人民的不懈斗争,才能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

　　之后,毛泽东在同美国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观点。

　　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页。）

　　毛泽东的上述论点,不仅表明了他对战后世界发展大趋势的深刻认识和敏锐的判断力,而且令人信服地提出了,经过斗争,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甚至可以避免的重要观点。这对于在炮火硝烟中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确定自己的外交方向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依据“中间地带”的观点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对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主要之敌的。这就为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力量的消长情况,提出了战争,特别是原子战争有可能被推迟或被制止,和平可以得到维持的观点。他说:“争取和平是我们的共同目的。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和平可以永久地维持,我们先说维持15—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原子战争不好,不打这个战争是有可能的。”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和平和制止战争的决心。

　　(二)“和平为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着繁重的建设任务,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毛泽东把缓和国际局势和创造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外交要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更多时间,更稳定的国际环境和更多国际朋友。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客人时,曾多次强调:“总之要有时间,要有和平环境,要有朋友”,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朋友,我们要好好团结。此外,还需要团结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没有朋友是不行的。” （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会见波兰党政代表团团长萨瓦茨基等人的谈话》。）

　　毛泽东在确定中国外交大政方针之时,非常注重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利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客人,提出了“和平为上”的外交主张。他指出:“就是西方国家,只要它们愿意,我们也愿意同它们合作。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特别是对西方国家没有好结果的。”因此,“结论还是一个:和平为上。”（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时的谈话》。）

　　毛泽东的这些论点表明,尽管国际上风云变幻,各国的利益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本着“和平为上”的方针,求同存异,用谈判代替对抗,世界各国之间就能够找到解决问题和争端的办法,求得共同的发展和繁荣；相反,如果诉诸于武力,则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已为大量的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