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战争期间，承受着巨大战争压力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越南”）很早就有了与美国谈判结束战争的想法，虽然越美之间都在不断地试探对方，①但和谈并无进展。一方面，在越南看来，美国一边升级越战，一边进行和平试探，显然没有诚意。另一方面，在中国态度的影响下，越南也不愿意主动做出实质性让步。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几乎整个60年代，中国都坚决反对越南与美国和谈，这对越南的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对此，许多学者都有很深入的分析与论证。②虽然在东京湾事件③之后，莫斯科改变了对越政策，加大对越南的援助力度，苏联对越南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但中国的态度仍然是越南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直到1968年初，由于越南在“春节攻势”中遭到重创，这才促使河内最终下定决心，不顾中国的反对，与美国展开谈判。河内的决定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这导致越南在和谈问题上一度动摇。不过河内最终还是坚持其既定政策，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两国关系。此后，由于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在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改变思路，不再反对越美和谈。中国的这一做法并未缓解中越矛盾，反而使河内怀疑中国会为了中美缓和而背叛越南。这为以后双方矛盾的激化埋下了伏笔。对于1968年之后的中国与越美和谈问题，由于缺少和谈方面的相关资料，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希望能够对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一

　　东京湾事件之后，约翰逊政府迅速升级越战。然而，约翰逊在升级战争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以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尝试。早在1965年3月25日，约翰逊就发表声明，表示只要能够取得光荣的和平，他准备在任何时间去任何地方见任何人。［1］4月7日，约翰逊又在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强调美国在越南目标的有限性，重述他愿意与河内展开无条件的讨论，还表示愿意向越南提供经济援助。［2］这遭到河内的拒绝。4月8日，越南总理范文同在政府报告中阐述了越南的立场，要求美国无条件撤军，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越南问题。［3］越南的这一立场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4月9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约翰逊4月7日的演讲，认为约翰逊提出的“无条件的讨论”只是“新装潢，旧货色，其目的无非是要南越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斗争，而听任美国军队逍遥自在地留在南越，侵略干涉到底”。除此之外，“约翰逊演说的其余部分也全是强盗逻辑和谎言连篇”。［4］胡志明也于当年7月发表号召书，表示越南绝不妥协：“我们决心争取祖国完全的独立，争取人民的完全自由……即使要战斗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也坚决战斗到完全胜利。”［5］

　　美国的试探一直到1968年初都毫无进展。1968年1月31日，越南发动“春节攻势”，以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为主的近10万兵力同时进攻越南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越”）大部分城市，包括其首都西贡。从军事上来看，这次大规模进攻以失败而告终。解放武装力量遭到重创，阵亡约32000人，被俘5800人，而美军和西贡政府军只损失了3000多人。此外，民族解放阵线的基层组织在南越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30%的基层干部在“春节攻势”中伤亡，还有很多人被俘、退出或叛变。［6］由于南方力量遭到重创，越南加大了对南越的军事渗透，越南人民军逐渐成为越南战场上的主力军。

　　越南一直希望通过一次大规模战役，就像奠边府之战一样，毕其功于一役，迫使美国退出越南，越南的这种战略思想得到毛泽东的赞同。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1～342页。但“春节攻势”打破了这种想法。3月31日，约翰逊宣布，停止美国空军、海军针对越南的一切活动（不包括非军事区的临近地区），并表示不再寻求连任。［7］河内于4月3日发表声明，同意与美国谈判。［8］得知消息后，周恩来立刻就此事询问正在北京养病的胡志明。令人惊讶的是，胡志明说他对此一无所知。［9］河内的决定让中国领导人非常不满。4月13日，周恩来在会见范文同时说，河内的声明是妥协退让，解决了美国的困难，“在世界人民看来，你们妥协了两次”，“越南同志太容易妥协了”。周恩来还要越南对和谈不要抱有幻想，“我们完全相信你们的作战经验，但说到怎么与美国人谈判，我们的经验大概要比你们多一些。”［10］4月17日文中凡引自威尔逊中心的档案，均未能与中文档案进行核对。，周恩来向范文同强调，越南要准备打三年，即1968～1970年，要取得彻底胜利，“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进行规模性战役”。［11］在两天后的会谈中，周恩来再次指出越南妥协退让，要放弃革命。范文同态度强硬地表示，越南会考虑中方的意见，然而，“毕竟是我们在与美国战斗并正在打败他们。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和外交行动负责”。［12］5月7日，周恩来在会见参加和谈的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时，又以朝鲜为例，再次告诫越南不要对和谈抱有幻想，甚至表示当初不应该签署日内瓦协议。［13］

　　中国的反对并没有改变越南的决定。5月13日，越南与美国在巴黎举行第一次公开会谈。美国不愿承认民族解放阵线，所以要求召开双方会谈：美国、南越为一方，越南与民族解放阵线为另一方。而越南先是拒绝与南越谈判，继而试图迫使美国、南越承认民族解放阵线的合法性，竭力要求召开四方会议：美国、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南越各为一方。为此，双方展开了冗长而激烈的争执，谈判毫无进展。由于公开谈判效率低下，美国和越南在瞒着南越的情况下，于1968年9月8日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秘密谈判。目前无法得知中国是否从一开始便知道巴黎秘密谈判一事，但从此后的事件来看，至少越南对中国隐瞒了很多。

　　为了促使谈判取得进展，10月3日，越南外交部部长阮维桢指示越南代表团采取灵活政策，“从现在到（11月5日美国）总统选举这段时间，是让美国缩小战争规模的有利时机”。河内也同意越南代表团相机行事，并指示，只要南越承认民族解放阵线，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就可以举行四方会谈。［8］(p44)10月11日，按照河内的指示，在巴黎参加谈判的越南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与美方代表哈里曼举行秘密谈判。但10月13日，黎德寿就接到河内较为强硬的新指示：只有在美国停止对越南的一切军事活动，承认民族解放阵线，而且南越政府改变政策的情况下，越南才会同意召开四方会谈。［8］(p47)

　　河内为何突然改变指示，较为合理的猜测是河内受到中国态度的影响。为了鼓励越南继续战斗，中国同意给予越南多项无偿援助。6月26日，中国同意给予越南南方价值7000万元人民币物资的无偿援助。7月23日，中越双方签订援助协定，中国给予越南价值77亿元人民币物资的无偿援助，其中72亿元于1969年支付。接着，9月30日，中国同意1969年给予越南南方2500万美元外汇。［14］此外，中国继续表达反对和谈，要求越南继续战斗的意见。9月2日，周恩来在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独立23周年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15］10月6日，周恩来就越南要求派代表团访华一事，亲自起草致中国驻越南代办陈叔亮的电报，要他立即约见范文同，“告以中国党政负责人在十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10月9日，周恩来在接见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时再次表达了上述意见。［16］

　　此时从巴黎返回越南的黎德寿途经北京，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会见了他。黎德寿向陈毅通报了谈判情况，并请陈毅征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于和谈的意见。陈毅于10月17日再次会见黎德寿，向他转达了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而提出的个人意见。陈毅说，越南接受四方会谈是再次失去主动权，是承认西贡政府而使民族解放阵线丧失合法性，“这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你们是在加强敌人的立场，削弱我们的立场”。“我们认为，你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所以，中越两党和两国政府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17］

　　中国反对越美和谈的强硬立场并未对河内的政策产生根本性影响。黎德寿返回越南，就是为了说服河内改变其10月13日的指示。［8］(p48)河内很快便要求重新在谈判中坚持灵活性。10月20日，河内向越南代表团发出新指示：只要美国同意停止轰炸越南，就可以同意召开四方会议。“美国与民族解放阵线谈判，以及西贡政权改变其政策的要求并不是美国必须在达成任何协定之前接受的必要条件。”［8］(pp52～53)越南的新指示对和谈立刻起到推动作用。经过10月21日、26日的会谈，在31日的会议中，美国同意于当晚宣布停止对越南的轰炸，越南则同意于11月6日之后举行四方会谈。春水还在会谈中宣称，越南一直要求美国无条件停止轰炸，而美方的宣言没有附加条件，因此，美国实际上已经同意无条件停止轰炸。［8］(p61)虽然考虑到中国的态度，越南特别强调美国是无条件停止轰炸，但其政策已经有所变化。胡志明在11月3日的号召书中一改以往的语调，提出和平统一口号：“美帝国主义是非常顽固和狡猾的。它口谈‘和平’、‘谈判’，但仍不肯放弃自己的侵略野心……因此，目前我国全体人民的神圣任务就是，必须发扬决战决胜精神，决心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和平统一祖国。”［5］(p310)经过磋商，第一次四方会谈于1969年1月25日举行。

　　对于越南的做法，中国很无奈。11月13日、15日与17日，周恩来与率领越南代表团访苏回国途经北京的范文同举行了三次会谈。11月1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与范文同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16］(p266)17日，毛泽东会见范文同。在会谈中，毛泽东表示，很难通过谈判方式解决越南问题，“要把它（美国）谈走也很困难”。他要越南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困难，还要看到美国的困难。随后，毛泽东又提到了中国援越部队，“你们考虑一下，哪些可以留，哪些不要留，对你们有用的就留，现在没有用的就撤，等到将来又有用了再去。”尽管毛泽东说“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但是在他看来，谈判与打仗一样，“有时是要上些当的”。［18］此后，中国从1968年底开始分批撤回援越部队，到1970年7月，全部援越部队都已回国。［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