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70年代，新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对此，人们依然记忆犹新，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高度关注。然而，两国在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却少有研究。（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越关系及援越抗美的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全面展开。代表性专著有郭明主编的《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丹慧编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版）等。相关论文如张勉励的《中国对越南经济建设援助的历史考察（1958~1964）》（《史林》2015年第1期）、李丹慧的《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等。整体而言，有关中越两国文化合作与交流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于富增等著《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史》（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和程裕祯主编的《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书仅是提及而已，专文进行探讨的有赵阳辉、王姝的《中国对越南军事技术人才培养的援助及意义——以哈军工的越南留学生为例（1958~1968）》（《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等。国外相关研究较有代表性的两位美国华裔学者是翟强(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和陈兼(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虽然他们对中国的对越政策进行了详尽研究，但未涉及两国的文化合作与交流。）事实上，尤其是1965年，受持续战争的严重影响，越南国内高等院校被迫疏散。在此之际，中国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对越南留学生（以下简称“越生”）进行了妥善安置，有力地支援了越南的抗美斗争。本文拟以档案资料为基础，对1965年来沪越生的留学历程进行梳理，进而分析冷战背景下新中国对越南高等教育的援助情况，以求教于方家。 

　　一、1965年越生来华留学的国际背景 

　　作为印支地区的重要国家，越南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关键对象。1964年8月，约翰逊政府以“北部湾事件”为借口，对北越实施轰炸，并借此要求国会通过“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扩大对越战争的规模。［1］此后，美国多次增兵越南，1964年底，美军在南越的兵力为26200人，翌年6月底，增加到54000人。［2］到1965年底，更是高达180000人。［3］这预示着美越之间的战争将愈演愈烈。 

　　面对美军对北越不断升级的军事行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便开始积极调整对越政策。正如美国中情局指出的，此时苏联插手越南事务的目的是：跟中国竞争对北越的影响力、威慑美国以及避免因为过分卷入北越战事与美国形成直接对抗。［4］因此，苏联在加大对北越援助力度的同时，又不时敦促北越与美国举行谈判，力求“在谈判桌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5］中国则是一方面通过特殊的“信息传递”，尽力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6］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支持、支援北越的行动，比如发表公开声明、举行群众性集会示威、增加对越援助以及无偿承担苏联、东欧国家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等，以表示援越抗美的坚定立场。（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7、491、494、497页的相关内容。） 

　　由于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越南的社会经济极为破败衰敝，迫切需要获得外部援助。为此，越南在中苏之间扮演着“和事佬”的角色，以尽可能同时从双方争取更多的支援。从1965年开始中苏关系急剧恶化，中苏矛盾愈益不可调和。越南劳动党从自身利益出发，外交方针逐渐转向“亲苏疏华”。这主要是由于苏联不断加大对越军事援助，且其提供的先进武器多是当时中国不能生产的。另外，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的分歧也加深了越方对中国的不满。［7］1969年，越南劳动党决定与苏联结盟，而胡志明的去世则为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8］不过即使如此，中国及时、直接的大规模援助也一直为北越所期待，况且中国此时反对越美“和谈”的坚决立场更符合越南劳动党的需要，中国支持北越的战略意图，与北越自身的战争目标也有诸多的一致之处。因而，从1965年5月起，越南多次向中国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请求。5月7日，越南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阮丁向中国高等教育部提出：9月初派2000名高中毕业生来华学习（后来实际来华人数为2345人）；7月29日，越南驻华大使馆又提出再增派450人。［9］这两次越方提出的留学生人数最多，此后又多次临时增派，直到11月初，越南政府还在要求再派一批研究生、进修生来中国学习。［10］ 

　　二、1965年来沪越生的接收与培养 

　　（一）1965年来沪越生的基本情况 

　　如上所述，自1965年5月起，越南多次向中国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要求。是年，中国接收来自越南的大、中学生共计3092人，约占当年来华留学生总数的93.4%，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来华越生的58.9%。（1950~1965年，中国共接收外国留学生7259人，其中越生5252人。1965年来华留学生共3312人。参见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86页。）1965年在沪高校中的越生总数达到643人（ 该数据截止时间是1966年1月14日，其与上海市高等教育局所编《上海市高等教育统计资料（1949~1978年）》（1979年印）第73页内容有出入。据该书记载，1965年上海在校越生共计641人。），其中男生527人、女生116人。越生就读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同济大学、上海水产学院、上海海运学院、华东化工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华东纺织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及上海音乐学院12所高校。［11］ 

　　在沪越生类别大体上与全国一致，主要是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根据越生原有汉语水平的高低分为三类：第一类先学习汉语一年，再转学专业；第二类直接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专业；第三类为插班大学生。后两类越生有较好的汉语基础，可以直接开始专业学习，但人数较少。第一类越生最多，且基本上没有学过汉语或汉语水平较差。 

　　在越生较集中的复旦大学（213人）、华东师范大学（207人）和上海师范学院（80人），按照越方的说法，这批越生均达到高中毕业及以上的文化程度，但事实上，他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据复旦大学了解，该校越生在十年制正规学校读书的有158人，占74.2%；在中等技术学校（三年制）读书的有30人，占14.1%；在工农文化学校读书的有19人，占8.9%；完全没有上过学的有6人，占2.8%。［12］后两者多为“调干生”，他们过去长期参加革命，文化基础较差，学习较为吃力。 

　　在沪越生中有一部分为越南劳动党党员，其余大部分是团员。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的一份报告讲道：他们对中国的感情很深，“热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有的越生看见中国同学就叫‘毛主席万岁！’”，“他们反帝态度很坚决，少数人还表示了坚决反修的态度”。上海高等教育局的报告还称赞他们“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学习汉语的积极性也很高”，自己主动要求掌握6000个汉字，远远超过了该局所制定的学习4000~4500个汉字的目标。［13］ 

　　这些党、团员越生的汉语水平也是参差不一的，其中196人此前已学过一些汉语，约占总数的38.8%。［13］因此，越生的编班先是以党、团员和“调干生”搭配，学过汉语与未学过的混合编班，在学习一段时间后再按汉语水平分成快、慢班。少量汉语水平较好的学生，在开学不久就按照越方的要求直接转学专业，如华东师范大学9月初就分配了3名学生到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14］ 

　　越生攻读的专业包括纺织、铁道车辆制造、铁路建设与管理、船舶制造、水运管理与水运经济、建筑以及中国文学、哲学、音乐等50多个，［15］基本上以理工科为主，尤重工科。截止到1966年8月8日，在高等教育部确定分配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机械学院、华东化工学院等10所高校各专业学习的215名越生中，学习理科的有60人、工科132人、农科20人、艺术类3人。［16］理工科所占比例高达89.3%，仅工科就占到61.4%。显然，这种留学专业结构是考虑到越南国内建设的需要。 

　　（二）1965年来沪越生的管理工作 

　　1.开设“越南留学生工作干部教师学习班” 

　　为了做好越生来华学习的管理和教学工作，高等教育部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了“越南留学生工作干部教师学习班”。上海学习班由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及江苏省和浙江省教育厅共8个单位派人参加，共70人，包括行政干部16人、政治课教师8人、汉语课教师46人。两地学习内容相同，主要包括国际形势及有关留学生工作的方针政策、汉语教学的任务和要求、教授留学生学习汉语的经验和方法以及“中国情况介绍课”等。学习形式主要是听报告，然后进行讨论。 

　　通过学习，学员们都表示收获很大，不仅对越南的形势、留学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做越生工作的光荣感和艰巨性等都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增强了他们搞好越生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学员们还认识到“搞好工作的关键在于实现思想革命化”,“只有思想革命化，才能有效地克服临时观点、任务观点、畏难情绪、怕影响业务、不全心全意搞工作等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才能以强烈的阶级感情，不怕难，不怕烦，千方百计，任劳任怨地搞好这项工作”。［17］ 

　　2.生活管理 

　　“严肃管理，适当照顾”是我国管理留学生的一贯方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65年来华所有越生的生活费用均按越方原定标准统一由我国负担，而不再采取过去“越方负担，我方代垫”的方式。［9］(p.274)按照越方1964年调整的新标准，大学生生活费为每人每月37元，进修生和研究生每人每月45元。学习体育专业的留学生，每人每月另增伙食补助费10元。毕业回国或中途退学回国者，如在上半月离校，只发给半个月的学习生活费；如在下半月离校，则发给全月的学习生活费。［18］越生看一般门诊可去校医务室，如病情复杂或需要住院时可到市立人民医院就诊。［19］ 

　　越生入学时，由学校按120~150元的标准代购寝具，包括棉被、床单、脸盆等生活用品。如未从国内带来蚊帐的，还可代为购置蚊帐一顶。［18］越生所需副食品实行定量、平价供应；所需糕点、糖果、水果、汽水等食品、饮料，可凭票按实际需要平价购买；日常用布，每人每年发放布票50尺，每学期25尺；生活日用品，由商业部门统一制发“购货证”，凭证到指定商店购买。［20］越生的服装均到中国后才制作，服装标准和数量由越方提出。按规定，越生每人的服装费不超过400元。服装标准因地而异。在长江流域一带学习的越生，可以做棉短大衣或棉中山服上衣一件（由学生选定）。在京、津、西安或东北地区学习的越生，可以做棉长大衣或棉短大衣一件（由学生选定）；如越生本人要求，每人也可以增加一条棉裤，但卫生裤减为一条（厚薄由学生自选）；此外，还有小棉袄或棉背心一件，也由学生自己选定。各种衣物均按中等质量采购，式样由学生自选，但要求朴素耐用。大体上说来，学习汉语与直接学习专业的越生在制装标准上基本一致，但在数量上略有差别。学习汉语的男生制作的服装主要包括毛料西服、长袖毛衣、毛围巾、领带、棉帽等。女生的服装除款式与男生不同，没有领带和棉帽以外，制装标准和数量都一样。［21］学习专业的越生与学习汉语的越生相比，男、女生都少做一件长袖毛衣，其他则相同。［22］越生的汉语学习结束后，被褥随其带到学习专业的学校继续使用，不再另行配置；待转入专业学校后，再由各校发给服装费，标准为每人每年80元，分两次发放。［16］ 

　　此外，各高校为越生配备了适当比例的工勤人员、必需的家具、暖气及教学设备，努力为越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住房安排原则上采取越生与中国学生同楼同室或同楼不同室的办法，同室居住比例为2∶1，即2名越生与1名中国学生。合住的中国学生都要求政治可靠、立场坚定、观点正确，作风正派，能讲普通话，［23］以利于越生学习和生活。 

　　3.教学工作 

　　教学工作是教育和培养留学生的中心环节。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和越方要求，1965年秋季学期，共有2787名越生在中国高等院校先学习汉语一年再转学专业，另有346人直接进入有关高等院校学习专业。［9］（p.273）越生的教学工作一般由高等院校根据学习计划及师资、设备等条件，并结合越方所提学习提纲予以安排；研究生、进修生采取在党支部领导下，组成培养小组，实行分工负责、专人联系的集体负责制，不再实行过去的导师负责制。 

　　由于受当时“学制可以缩短”、“学校要减轻学生负担”以及“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等教育思想的影响，（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4、391、492~493页。）这批来华越生的教学计划与以往相比做了调整，大学生的学制基本上由先前的五年改为四年；研究生多改为进修生培养，学习期限一至两年不等。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一律遵循“少而精”的原则，与专业关系较小的课程和内容都不予开设或讲授，但注重加强生产实践性环节。［24］ 

　　越生的汉语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及教材均由高等教育部统一规定。教材是法文版汉语教科书，分上、下两册，由北京外文书店直接发至各校。［25］按照教学计划，这批越生需要在八九个月内学好汉语。考虑到时间短、要求高，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高等教育部和文化部共同研究决定，为越生们放映电影以配合教学，具体由当地文化厅（局）负责解决。［26］此外，越南驻华大使馆还抽调了一些此前在中国学习的越生为这批学习汉语的越生担任翻译，并规定翻译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做生活上的翻译，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远不止这些。上海师范学院的两名翻译除了生活上的一些翻译工作外，还负责中国情况介绍课、汉语教学（包括补充教材、语言实践课）、参观访问、教学电影的说明以及组织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会议活动，并适当了解越生的学习意见和要求等。随着越生汉语水平的提高，高等教育部与越南驻华使馆商定分期分批减少越方翻译人员，最后一批直到1966年暑假越生汉语学习结业之时才离开。［27］ 

　　担任越生教学工作的教师一律要求品学兼优，“政治上符合涉外条件；业务能力较强，并且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会说普通话”。［28］但事实上，囿于师资的匮乏，条件后来有所放宽。如高等教育部就分配了一部分应届大学毕业生到接收越生的高校担任教师。上海市高等教育局考虑到“这批留学生均系高中毕业生，未学过汉语，又不配翻译，用直接教学法讲课”，故提出编班不宜过大，打算15~16人即编成一个小班，每小班配备两名汉语老师，“每大班（60人）配备一个政治课老师”。上海市高等教育局还要求各有关学校担任越生教学工作的全体教师专门成立一个教研组。［28］ 

　　通过将近一年的汉语学习，在沪越生一般均能掌握5000个左右词汇，能会话，能听懂老师讲课，能写短文。但由于高等学校考试制度的改革及不久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沪越生汉语学习结束时并未进行结业考试，成绩“主要根据平时学到手的情况”来评定。［29］对于汉语水平达到进入专业学习的越生，学校直接发放结业证明。［30］而对于个别汉语水平特别差，或因健康情况不能完成学习任务、不能升入专业学校学习的越生，先由学校将名单报送高等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再会同越南大使馆研究处理意见。据统计，上海师范学院80名越生中，79名符合或基本符合学习专业的条件，仅1人需要研究决定；［31］复旦大学213名越生均达到了转学专业的汉语水平。［32］总体而言，在沪越生基本上都顺利完成了汉语学习，先后被分配到各院校进行专业学习。 

　　（三）1965年来沪越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1962年教育部颁布的《外国留学生工作试行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对留学生必须经常地主动地进行思想工作，启发他们自觉地努力学习，保证教学计划的顺利完成，并增进他们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9］(p.313)在中苏关系出现复杂变化的时期，中国特别关注越南方面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态度，坚持从意识形态上对其进行引导，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来华越生的学习与生活。 

　　1.政治教育方针 

　　1965年6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第一次提出“反帝必反修”［33］，中苏关系开始走向破裂。受此影响，中国方面格外强调对这批来华越生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后来甚至把留学生教育政治化，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留学生教育的本质要求。 

　　1965年，中共中央对越生政治思想工作的方针是“积极影响，不强加于人”，既要求各高校有意识地联系国内外形势积极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又强调不要向越生提出改造思想的要求，要潜移默化、耳濡目染，通过同越生开展经常性的友好交往活动，增进友谊。［17］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突出政治”的方针深入到教育领域。越南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在结束一年汉语学习转到各高校学习专业的时候，高等教育部多次强调对他们除了业务上的培养，更要在政治思想上给以影响，积极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要求各校在配备教师和教学安排等方面，首先要从政治上考虑。［34］据此，1966年秋季开学，上海市高等教育局要求各相关高等院校要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在留学生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提出“留学生到我国是进毛泽东思想的训练班”，应把“是否积极主动有效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留学生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35］尤其是在越生休学回国前，教育部更是明确要求各高校务必抓紧时间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加强越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因此，复旦大学“专业教师、汉语教师、红卫兵每天轮流深入寝室与越生个别接触，针对活思想进行交谈”，甚至一些教师还以个人名义，给个别越生赠送简体字横排版的《毛泽东选集》。［36］ 

　　2.多样化的政治思想教育方式 

　　政治思想工作贯穿于越生在华学习和日常生活的整个过程，其中，通过教学开展政治思想教育成为一种最基本的方式。在一些越生人数较多的高校，往往由学校主要领导带头，专门抽调教师和工作人员，成立“外国留学生办公室”，全面负责越生工作。在课程安排上，政治课是所有越生的必修课，不允许免修。学习汉语的越生，开设中国情况介绍课；学习专业的越生，其政治理论课一般包括政治经济学、哲学、中共党史等。此外，学校还定期举行形势教育座谈会，对越生进行时事政策的宣传教育。［23］ 

　　节假日组织越生外出参观游览，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的另一种有效形式。以往中国对留学生假期活动补助的经费较少，大部分留学生特别是越生因经济原因无法参加假期参观旅行。有鉴于此，1965年7月，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了高等教育部《关于修改外国留学生假期去外地参观旅行经费补助标准的请示报告》，大幅度提高了留学生假期活动补助费和补助比例。（1963年规定的外国留学生假期去外地参观旅费的补助办法为：火车费、旅馆费由国家和留学生各负担一半。此次则改为由国家补助2/3，留学生负担1/3。参见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第355页。）组织越生外出旅行不同于纯粹的参观游览，是要通过游览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因此旅行地点的选择、节目的安排，都是从方便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来考量的。1966年，上海各相关院校就充分利用节假日组织越生到南京、南昌、韶山、井冈山等地参观。通过参观游览，越生受到了一次次具体而生动的阶级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教育以及“反修防修”和中越友好教育。［37］ 

　　此外，各级相关部门还积极组织各高校开展留学生思想工作交流会，以期相互学习、共同进步。1965年11月，在上海市高等教育局与市外办联合召开的来华越生思想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三所高校分享了各自的工作体会。复旦大学谈到“越生大部分热情友好、诚恳坦率，但因其内部组织严密，在思想上、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往往不直接向学校反映；有些问题又常常在教学过程中反映出来”，为此他们采取以班级为阵地的方法开展留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所有汉语教师也都是政治思想干部”，运用辅导课、语言实践课，“要学生谈，便于掌握情况”，因此，“思想工作做得深入细微”，“师生关系十分密切，有的学生对教师无话不谈”。华东师范大学注重开展群众性的友谊交往活动，学校不仅重视对全校师生和职工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更注重对校外单位（如邮局、书店、商店等）的宣传工作，“帮助越生熟悉环境，稳定情绪”，“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真正做到以“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的方式对留学生施加政治影响。上海师范学院针对一些越生认为“祖国在战争，自己在这里学习过意不去，心神不定”，“学习五年时间太长”以及“年纪大了还没结婚”等问题，不仅开展正面教育，还注意发挥越生内部组织的配合作用，围绕教学活动开展大量的思想工作，使越生把自己的学习与祖国的革命和建设联系起来。［38］ 

　　（四）全部越生休学回国 

　　1.外国留学生休学回国决定的出台 

　　1966年7月，鉴于全国各高等院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高等教育部对有关高等院校发出了“对外国留学生下学期单独安排上课”的通知。很多学校为此做了不少尝试和努力，但结果证明，在有关留学生开课的组织领导、教师人选、教学计划、教材以及教学环境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困难，并且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新的困难还在不断产生。经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于9月19日在给相关国家驻华使馆的《备忘录》中提出：“从现在起，在华外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回国休学一年”。［9］(p.361) 

　　9月22日，高等教育部向有关省、市高教（教育）厅（局）以及高等院校发出通知：“从现在起，对外国留学生一律停课，休学一年”。［39］ 

　　2.越生离校前的宣传教育和友好工作 

　　对于中国政府有关外国留学生休学回国的决定，各国留学生的反应不一。高等教育部注意到“大多数留学生对我国关于留学生回国休学一年的决定，有比较准确的认识，但也有些留学生缺乏正确的理解，表现出某些不满情绪，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帝、修分子利用此事进行造谣欺骗，挑拨离间，企图破坏我们的政治影响，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因此，高等教育部指示有关学校在外国留学生回国之前，“必须通过适当方式加强对他们的宣传教育和友好工作”，同他们举行座谈会或茶话会，着重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根据不久前国庆节筹委会所发的内部文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提纲》，结合当地各校具体情况和外国留学生的思想实际，向他们“正面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争取使留学生对我国文化大革命有个比较正确的全面的了解，尽可能减少他们的片面的、形式的，只见现象不见本质的看法”；二是向外国留学生诚恳说明，当“文化大革命”进行之际，虽然中国政府决定为他们单独安排上课，但实际上存在着不少困难，难以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因而不得已才做出了休学一年的决定。［40］高等教育部还要求有关学校告知外国留学生，他们回国的往返旅费由中国政府提供，“一年后再返华继续学习”；并向他们说明“我国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搞好后”，外国留学生再来学习，肯定会“好处更多、收获更大”。［40］ 

　　不过，对于越生，高等教育部曾经特别考虑到越南正处于战争状态，为避免因回国休学给越方增加困难，已做好安排越生到中国军队院校再进行一年的政治理论、武装斗争经验和汉语学习的准备。但是，越南政府决定让越生全部回国，一年后再来中国学习。中国尊重越南方面的意见，并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了安排。高等教育部还要求各有关高等院校向越生表达中国方面的美好祝愿，“希望他们把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战斗友谊带回去，并预祝他们回国后在抗美救国战斗中，得到很好锻炼，并取得重大胜利”。［40］ 

　　就在越方做出全部越生回国休学一年的决定之后，越南驻华大使馆向中国教育部提出：在回国前，将越生集中在几个地点，由越方使馆派人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待学习结束后再启程回国。为满足越方的要求，教育部专门下达了《关于越南留学生在休学回国前学习问题的通知》，督促有关省、市高教厅（局）在当地外办领导下负责协调好有关工作，并对越生回国前集中政治学习的日程安排、集训对象、经费开支等，都做了详尽的规划。［41］上海市高教局根据教育部的要求，对在沪参加集中学习的上海地区以及杭州市总共440余名越生的政治学习，以及他们乘坐专列回国途中的行李、生活、陪送人员等诸多具体事宜，都一一作了周密妥当的安排。［42］ 

　　3.越生归国及善后事宜 

　　1966年10月下旬，在华越生相继结束集训，整装待发。按照高等教育部的规定，越生回国时，自行决定是否携带行李和服装，并特准他们带回中国发放给他们的衣被。凡不能带走的私人物品，由学校统一保管；所需托运的大件行李，由本人打包，写明姓名及收件地址，待一切准备就绪，由中国铁道部组织专列运送回国。当年，全国3222名新、老越生（不包括1967年暑假毕业而提前到1966年底毕业和继续在科学研究单位学习以及因病不能回国的越生）先后分八次从集训地点出发回国。上海越生第四批于11月7日离沪回国。 

　　1970年，国务院决定1966年9月回国休假一年的外国留学生不再复学，他们存放在中国的行李物品拟予以运回或作其他处理。据了解，1965年暑假由越南派来的近3000名留学生，他们国内适用的物品都已带走，留下的主要是棉衣、被褥、棉鞋、棉帽等。由于这些物品难以长期保存，国务院决定由有关省市革委会和院校主管部门酌情处理。［43］此后，有关院校根据这一精神，决定凡属越生本人的物品，给予运回越南；凡属已分不清是其本人还是中国的，则随越生私人物品运回越南；凡属中国发放的，留下由各有关省市或学校酌情处理。至此，1965年来华越生工作彻底结束。 

　　三、结　　语 

　　从上述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1965年越生来华以及次年的回国都深受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影响。一方面，面对国内持续恶劣的战争环境，越南不得不将大量学生转送出国学习，而当时的国际形势又使其选择余地非常有限。另一方面，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出现了重大改变，影响到新中国的对越援助，其中就包括这批来华学习的越生。因此，中国政府同意接收这批越生来华学习，不仅仅是出于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需要。越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援助越南，既有直接的地缘战略意义，更有与苏联抗衡的政治考虑。越战升级以后，中苏两国都极力谋求各自对越南的影响力。这在越生的教育上有明显的体现。如上所述，各高等院校尤其关注越生的“反修”态度，在日常的留学生工作中力求采取多种方式对越生进行“反帝反修”教育，如定期进行形势教育、组织参观旅行、观看“反修”主题电影、发动师生与越生沟通交流等等，从中了解、影响越生对“苏修”的态度。后来，随着来华越生休学回国以后又“陆续派往苏联或东欧国家学习”，［9］(p.823)再加上越南对苏联军援的依赖，中越分歧逐渐加大，苏越关系越来越紧密，中越关系终致渐行渐远。 

　　［ 参 引 文 献 ］ 

　　［1］MILESTONES:1961~1968, http://www.state.gov/r/pa/ho/frus，2016年12月30日。 

　　［2］《美帝国主义一贯在“和平”烟幕下扩大侵越战争　越通社发表一九六五年美帝侵越大事记揭露约翰逊政府反革命两手策略》，《人民日报》1966年1月7日。 

　　［3］Lee Russell, Mike Chappell, Armies of the Vietnam War, 1962~1975, Osprey Publishing, 1980, p.5. 

　　［4］沈志华等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第13编，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322页。 

　　［5］夏义善：《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6］〔美〕陈兼、赫斯伯格：《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史林》2004年第1期。 

　　［7］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版，第126~191页。 

　　［8］张如磉等著、强明等译：《与河内分道扬镳——一个越南官员的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 

　　［9］李滔：《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1~272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关于再分配一批越南研究生、进修生到各有关高等学校学习的通知（1965年11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B123-6-735。 

　　［11］《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填报1965~1966学年度外国留学生统计表》，上海市档案馆：B243-2-847。 

　　［12］《复旦大学关于报告学习汉语越南留学生文化程度的函（1966年1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33。 

　　［13］《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关于五百名越南留学生来华后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1965年9月4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686。 

　　［14］《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关于再分配一批越南大学生入有关高等院校学习的通知（1965年9月10日）》，上海市档案馆：B123-6-735。 

　　［15］《上海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0页。 

　　［16］《高等教育部关于发送入各校学习专业的越南大学生名单（1966年8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44。 

　　［17］《中央教育部在沪举办“越南留学生工作干部教师学习班”材料（1965年6~8月）》，上海市档案馆：B243-2-583。 

　　［1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越南留学生的经费负担办法和垫款标准的通知（1964年5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1-331。 

　　［19］《上海市卫生局发送“关于外宾医疗工作几项暂行规定”（1964年1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444。 

　　［20］《上海市第一商业局、上海市第二商业局、上海市粮食局关于改进对外国留学生、实习生商品供应的联合通知（1963年6月21日）》，上海市档案馆：B123-5-1427。 

　　［21］《高等教育部关于请为来华学习汉语的越南留学生制作服装事（1965年8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582。 

　　［22］《高等教育部关于请为今年来华直接入学学习专业的越南留学生制作服装的函（1965年8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582。 

　　［23］《上海师范学院、复旦大学、华师大关于接受越南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有关材料（1965年5~9月）》，上海市档案馆：B243-2-686。 

　　［24］《中央教育部、其他各部关于接受外国留学生入学问题与有关高等学校的来往文件（二）（1966年2~8月）》，上海市档案馆：B243-2-833。 

　　［25］《高等教育部关于寄送汉语教科书的通知（1965年7月1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582。 

　　［26］《高等教育部、文化部关于为越南来华留学生放映电影配合教学，所需放映机的解决办法的通知（1965年10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582。 

　　［27］《上海市高等教育局传达上级关于对外工作的通知（1965年2~12月）》，上海市档案馆：B243-2-582。 

　　［28］《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关于接受越南留学生工作的报告（1965年6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B123-6-735。 

　　［29］《中共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党组关于越南留学生汉语学习结业考试问题的请示报告（1966年6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26。 

　　［30］《高等教育部关于学习汉语的越南留学生结业问题的通知（1966年7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44。 

　　［31］《上海师范学院关于越南留学生学习汉语情况（1966年7月19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33。 

　　［32］《复旦大学关于越南留学生学习汉语情况（1966年7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33。 

　　［33］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纪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两周年》，《人民日报》1965年6月14日。 

　　［34］《高等教育部关于发送入各校学习专业的越南大学生名单（1966年8月8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44；《高等教育部关于分配一批越南研究生和进修生到有关单位学习的通知（1966年5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44。 

　　［35］《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关于留学生一九六六年秋季开学工作的意见（1966年8月31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780。 

　　［36］《复旦大学关于越生离校前的工作打算（1966年10月9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31。 

　　［37］《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关于1966年外国留学生暑假、国庆及其他节日活动有关材料（1966年4~11月）》，上海市档案馆：B243-2-825。 

　　［38］《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关于对学汉语的越南留学生进行思想工作经验交流的情况报告（1965年11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687。 

　　［39］《高等教育部关于1966~1967学年度外国留学生停止上课的通知（1966年9月22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31。 

　　［40］《高等教育部关于对离校外国留学生认真进行宣传教育和友好工作等问题的通知（1966年9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31。 

　　［4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越南留学生在休学回国前集中学习问题的通知（1966年10月6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31。 

　　［42］《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关于协助做好越南留学生休学回国前集中学习的意见（1966年10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B243-2-831。 

　　［43］《中国人民解放军教育部军管小组关于送国务院对外交部、教育部军管小组“关于回国休假的外国留学生不再复学的请示”报告的批示（1970年4月3日）》，上海市档案馆：B244-3-203。 

　　［责任编辑：杨文利］ 

　　［作者简介］陈德军，副教授，上海大学历史系，200444；杨健璎，硕士研究生，上海大学历史系，200444。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