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6日，由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越南河内举行。来自越南、日本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共向研讨会提交论文21篇。与会者  就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以及改革开放在中国经济特区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社会、文化、教育和对外关系等领域取得的成就与经验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一、关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认为，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的核心是坚持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具体地说，这个结合主要是:在经济上，一方面，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允许各种生  产要素参与分配，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加强社会  主义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调控。在政治上，一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  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坚持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  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职能。在意识形态上，一方面，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承认并认真纠正建国后所犯的历史错误;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动摇，充分肯定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从总体上正面评价建国后的历史。　

　　当代中国研究所刘国新研究员从社会发展理论出发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改革开放自始至终都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和明确的发展目标，这是中国发展成功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一个成功做法就是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从而组织社会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重大项目，迅速形成生产力。中国发展进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建设逐渐稳固和优化社会结构，改善社会关系，为  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当代中国研究所钟瑛博士以中国金融体制变革的路径为视角，指出中国经济改革通过采用渐进式，基本上保持了政府在推进改革中的控制力，使体制转轨能够比较平稳地衔接，既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又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改革的成本小于那些采取“休克疗法”激进式改革的国家。经济体制成功转轨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把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准确认识;重视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强调和注重建设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宏观调控体系;积极推进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坚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结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　

　　香港浸会大学薛凤旋教授也赞成中国的转型模式是渐变的，并认为中国的做法不单是市场机制的建立，  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稳定的有积极性的政策和行政环境以及逐步完善的硬环境;体制的“转型”不是谋求与西  方接轨或以西方体制为目的，而是谋求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会长黄枝连教授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模式”或“资本主义模式”，其实都是西方国家和西方文明近现代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范式。中国是一个古老的人口大国、文明大国和发展大国，情况十分复杂，其现代化进程需要从中华传统和西方模式及其他模式中吸取经验教训，不可能“从一而终”，只是从  某一种范式中取得足够的理论、实践和模式。所以，它既不可能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打倒帝修反”，否定一切文明;也不可能纠缠姓“社”姓“资”，只能是从“社会主义模式”或“资本主义模式”中去取得社会重建的样板。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和高速成长的成就和问题，对于中国本身及亚太国家探索新的发展范  式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阮金宝博士总结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认为其经验是:要符合国家不同阶段的条件;要根据体制的发展来调整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主动参与全球化。

　　越南社会科学院越南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廷天博士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对越南来说是真实的和丰富的，其中特别有参考意义的经验是:坚持对外开放，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建立经济特区，创造性地开拓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等等。　 

　　二、关于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以及地方经济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当代中国研究所陈东林研究员梳理了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和发展历程，将特区取得的经验概括为四点:  第一，创设经济特区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思想认识和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第二，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大胆试验;第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坚持“试验  田”和“窗口”方式，坚持科学发展、统筹兼顾、循序渐进，多层次有步骤地推进，由点到面、由特区向内  地施行辐射型推广。　

　　浙江工业大学徐维祥教授分析了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认为其发展的动因有:率先实行市场化改革，为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制和体制上的优势;自然资源匮乏，迫使“游闲”劳工转向第二、  第三产业;积极发展专业市场，通过专业化市场和企业的联动发展增强了市场竞争力;政府主导，从“无为  而治”逐步到“引导服务”;发达的商业文化传统强化了浙江人经商办企业的意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顾益康教授对浙江农村改革发展的绩效进行了分析，总结了九个方面的经验和特点，主要是:把解放思想落实到解放农民，给农民以自由发展的权利和空间;把市场化改革落实到推动农村经济市场化上，让农民成为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的主体力量;把发展的动力落实到全民创业、全民创新上;着力推进以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农村工业化;把城镇化的着力点放到“农民村镇农民  建”的农村城镇化路径上，等等。　

　　香港浸会大学李思名教授回顾了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之间“前店后厂”生产模式的历史，指出这一协作模式对推动两地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对于在国际金融海啸冲击下广东省提出产业升级和推行“双转移”的策略，他认为，首先，以港资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在相当程度上解  决了内地人多地少、劳动力富余的问题，而这一问题仍然是现实存在的;其次，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产业聚落群，集聚效益明显，而内迁的代价太大;再者，产业升级需要有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与研究机构，香港这方面的优势可以作为珠江三角洲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黎文创博士将中国特区的形式分为综合经济特区，开放城市，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几种，认为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对越南有很大的启示，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由 “点”连“线”、再辐射到“面”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