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尤其是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的作用凸显，国际舆论出于不同动机，一再出现关于中国模式的热议。焦点是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该不该宣扬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是不是一回事？为便于讨论，这里简要地归纳一下有关观点。

　　其一，中国模式既融入国际社会，又不依附西方；既借鉴吸取资本主义因素，又坚持独立自主道路；既促进顺势的发展，又显示逆势的承受力。中国模式的精髓是政府强力参与经济，集中财力办大事。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的指挥和控制体系实际上比其他市场经济体系更有效。中国经济虽然也受国际金融危机巨大冲击，但相对于千疮百孔的西方国家，实力仍将相对增强。这场危机使中国在全球金融框架的重构中获得足够话语权。中国模式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吸引力，而且受到了西方的羡慕，具有全球吸引力。

　　其二，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吸取了延续几千年政治传统的经验。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或门第操纵；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上述政治传统不仅使中国在历史上保持长期统一、稳定与先进，而且在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积极意义。

　　其三，中国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几十年乃至一百年才能走过的道路。中国模式的提出，很大程度上表明，世界上不是只有西方的自由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制度才行得通。中国模式确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比如，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在推进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缓慢，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

　　其四，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之中。中国社会存在众多矛盾，发展将面临瓶颈，其中包括贫富不均、贪污腐败、社会矛盾凸显，也加剧了上述矛盾。中国如何面对这些困惑，如何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建立和完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以及应对来自外部的许多干扰，将成为中国面临的艰巨挑战。

　　也有媒体是把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威胁论”的翻版来谈论，如有人指出，中国是在一片“威胁”和“围堵”声中崛起的。笔者的看法是：

　　其一，邓小平多次讲过“模式”问题。他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种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261页）“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同上292页）“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同上229页）所以，不能因为顾虑有人别有用心地渲染中国模式，就压根儿否认中国有可能形成自己的社会发展模式。

　　其二，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诸多复杂原因，曾经学习苏联模式；经过数十年的不断改造，初步形成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根据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既改造曾经效法的苏联模式，又借鉴人类文明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成果，而取得的带有独创性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探索与形成过程中的模式，一种立足于实践而逐渐上升到理论，并使两者相结合的模式，一种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需进一步完善的模式，一种大方向明确但也还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的模式。

　　其三，承认是一种“模式”，不等于就要他人效法。中国模式在世界上受重视、被借鉴，并不是中国有意推销。这其实属于“中国机遇论”的内涵。中国模式不等于“北京共识”，宣扬北京共识是夸大其词，如同夸大华盛顿共识一样，是有害的。鉴于中国模式的探索性和不成熟性，中国常见的是“中国发展道路”之类的表述。发展道路指的是实现目标的途径，而发展模式指的是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政治结构，两者是有差别的。有人主张把中国发展模式称作中国案例。“案例”的概念模糊，值得商榷。在谈及中国发展模式时，还是要坦然面对，不必躲躲闪闪。

　　其四，当今世界的多样性包含着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各国的发展模式，有个性也有共性（如开放性），有优势也有缺陷。模式既不会一成不变，也不能一蹴而就。模式的有效性，在比较中相对地存在。经济效益是衡量模式的重要标志，但不是惟一依据。发展模式存在着内在的规律性与外在的借鉴性或者说互动性。国际金融危机对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模式的优势和弊端无例外地浮出水面。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如何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发展模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展道路或曰发展模式的影响，势必与日俱增。

　　（作者：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