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几十年来令人瞩目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

　　“中国道路”的讨论是为了创造一种简单的机制，以有效地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的复杂进程。

　　随着近几十年来令人瞩目的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最初源于对“中国威胁”的担忧，讨论者希望提醒人们注意中国政府可能将其政体输出到非洲和拉美等地区。而在中国，讨论者则希望通过证明存在这种发展道路，而赋予社会主义一种新机制生成的内涵。抛开政治的论争不说，在我看来，有关“中国道路”的讨论是为了创造一种简单的机制，以有效地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出现的复杂进程。

　　其实，将中国的发展道路称为一种模式是老生常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曾被第三世界国家视为农民革命的一种“模式”。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被第三世界国家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在上述例子中，人们关注于解释工人阶级政党如何能在一个农业国家里领导革命，以及类似的革命在其他类似的国家能否复制。

　　最近讨论“中国模式”的许多文章大都指向改革开放30年。这是一种伟大的概括，但却是表面、不切实际和不准确的。过去30年来，中国的变化非常巨大，1985年的中国与1995年的中国或今天的中国都不可同日而语。研究这三个年代，我们甚至可以发现三个互不相同的“中国模式”。

　　从本质上看，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实行的经济政策与巴西、印度或墨西哥等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和加入世贸组织所实施的经济政策类似。这些国家想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新趋势来获得充分的发展。它们改革的方向是为国际资本提供最好的再生产环境，谋求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由于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这些国家市场改革的后果存在很大差别。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可被视为一种“模式”，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也一样。

　　然而在我看来，有关“中国模式”的思考是充满政治内容的。因为理论模型可以复制，这是理论模型的本质，这也是某一体系被称为模式的原因。世界上那些担心中国影响力上升的群体，相信“中国模式”可以应用于其他地方。其实，很难说中国是一个模式，因为中国的经验无法在世界其他国家复制。

　　从学术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个话题，需要对“模式”作一个清楚的界定。模式理论的历史可追溯到1915年左右Charles Sanders Peirce和出版的著作，他们将模式理论应用于语义学，后来模式理论被广泛运用于语言学。多年以后，将数学模型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做法蔚然成风，力求在社会进程中发现可预测性。由模式理论演变而来的方法论，对研究诸如国家的崛起等古代进程有一些影响，但对于研究现代复杂的社会，尤其是研究所有社会普遍适用的规律时，这种方法被证明是无效的。比如，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起初想将生产方式更迭的模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广泛应用于世界所有地区，这导致了一种机械的历史发展模式。同样，以欧洲历史为基础的历史发展模式是否适用于亚洲和其他地区，亦受到质疑。

　　冷战后，经济模式的运用成为主流，这对政治和社会的研究有重大影响。今天，自由市场经济成为学界和政界所期望的主流模式。很显然，这是政治议程的副产品。

　　最后，我想说，在研究中国的过程中，认识变化的动因以及具体对待不同的地方条件很重要。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其历史上显示的巨大灵活性和强大应变力。当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时，我们可以发现一系列政策指向一个主要目标：发展经济和增强国际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已经接受了所谓“苏联模式”的教训。目前的结果是，中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日新月异的社会，积极调和中央和地方利益，寻求办法解决经济不平等、环境污染以及腐败等重大问题。因此，我看到了一个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道路的未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束的模式。

　　（作者系墨西哥学院中国当代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