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和思想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对当代思潮（特别是当代西方思潮）的引进、介绍和研究也迅速地开展起来。其速度之快、影响之巨，堪与我国20世纪初叶的情形相比拟。在经历了思想领域数十年的“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当代思潮的快速涌入极大地改变了这一领域的话题方式与基本结构；流风所被，深刻地影响了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几乎每一个角度。在亲身经历了这一转变的整整一代人那里，所谓“现代思潮”的含义与其说是指西方近代以来的古典学说（古典哲学，以及古典的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理论等等），毋宁说更多地是指“当代的”思潮，亦即当今正在流行并产生重要影响的西方学术思潮。

　　对于当代思潮的吸纳和引进首先是与解放思想的进程相联系、相表里的。正像这一进程瓦解了思想领域和学术领域中先前存在的“孤立主义”一样，当代思潮在这些领域中的“出场”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与深化。我们由此而极大地拓宽了自己的视野，并学到了诸多不同的理解方式与分析方法。当我们直接面对各种当代思潮时，我们便有可能使自身的发展问题与当代世界、与这个世界的整体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而当代中国的发展不能不在这样一个整体中实际地开展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了解当代思潮，从而了解当代世界及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我们自身的发展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然而，我们在引进和吸纳当代西方思潮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明显的“食洋不化”倾向，并已成为思想和学术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这种倾向之最普遍、最基本的方式就是黑格尔所谓的“外部反思”。在黑格尔看来，外部反思从属于“主观思想”：它从来不能真正地深入于事物的客观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并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约言之，所谓外部反思就是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这种能力会把一般原则运用于任何内容之上。不难看出，在引进和吸收当代思潮方面，无论这种思潮是否得到恰当的认识，“外部反思”却总已构成了极为通常的理解方式——亦即从“事物自身”的外部取得一般原则，并把它运用到我们遇见的随便哪一种内容之上。问题不仅在于这种理解方式在思想界和学术界极为盛行，而且在于外部反思本身的局限性甚至还根本没有被充分地意识到。在黑格尔看来，这种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离真正的科学无比遥远，它毋宁应当被称之为“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并且应当被看做是“浪漫主义思想及其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

　　因此，在引进和吸收当代思潮方面，首先必须批判地脱离外部反思，也就是说，从主观思想中摆脱出来。而这种批判的脱离又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进入到事物自身的内容之中，亦即深入于“社会现实”之中。伽达默尔曾指证说，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最有特色之处是他对外部反思所作的尖锐批判；正是通过这一批判，黑格尔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很显然，在外部反思占据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社会现实”是不可能绽露出来并同我们照面的。与单纯的“事实”——在知觉中被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不同，所谓“现实”意味着实存和本质的统一。既然外部反思从未试图去把握作为本质的实体性内容，那么真正的现实就必定只能在它的视野之外。如果说，黑格尔对主观思想的批判意味着开辟出一条理解社会现实的思辨道路，那么，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则意味着把“现实”从思辨唯心主义的神秘幻想中拯救出来，并将它牢牢地置入社会—历史科学的意识之中。因为这个缘故，海德格尔说，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一度（即社会现实）中去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理论上的优越性在于，它懂得我们这个时代“两重独特的现实”，即经济发展以及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

　　这是衡量和评判我们借鉴当代思潮之能力的基本尺度。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当代思潮的引进、学习和吸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去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如果说，从属于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从来没有真正触动过——事实上它也从来没有想要去真正触动——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那么，现在的任务恰恰首先是要从这种天真的无知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诚然，以外部反思的方式来占有当代思潮的观点很可以出自“饱学之士”，但其天真和无知之处恰恰在于“学而不思”，在于这种知识不是通达于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而是实际地阻碍并中止对这一现实的真正理解。在我们的思想界和学术界，这样的经验和教训决不少见。由当代思潮而来的某种新鲜理论往往被预制成一种强制结构，它或者仅仅通过辞令的推演而声称其完成了征服各种经验内容的凯旋；或者，当经验内容拒不服从这种强制结构时，它就把这些内容本身宣布为虚假的、“堕落的”或完全无意义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关于当代思潮的知识就转变为一种“先验构造”，它不仅未能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相反却使之遮蔽起来并陷于晦暗之中。

　　这样的说法决不意味着出自当代思潮的各种知识天然地就是疏离于社会现实的，恰好相反，这样的知识对于把握社会现实往往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当代思潮的真正把握起源于批判性的对话，并经由这种对话而显现其整个意义领域，以及这一领域的前提和界限（“批判”的基本含义就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为了真正占有当代思潮的积极成果并使之成为开启社会现实的思想资源，就必须与之进行批判性的对话，必须使这种批判性的对话本身成为其意义的实际确定者。很显然，批判性的对话不是没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保有自身之立场（用中国传统的话来说，叫做“自作主张”）；正像批判性对话总是依赖于一定的理论立场一样，这样的理论立场又总是以某种方式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之中。

　　对于当代思潮的引进和吸收会遇到某种所谓“纯学术”的观点。这种观点会争辩说，问题的关键是对当代思潮进行纯客观的——因而也是纯学术的——研究，这种研究的客观性应当对于任何一种立场来说都是“中性的”。我们并不一般地拒斥这种观点，因为它在一定的意义上和范围内是合理的，因为对于当代思潮的引进和吸收来说，较“纯”或更“纯”的学术研究总是必要的和基础性的东西。然而其意义范围仅限于学术的纯粹形式方面，也就是通常所谓学术规律起作用的地方。因为只要牵扯到某种思潮的实际内容，牵扯到其根源和本质来历，问题就立即超出上述范围而突出地显现其社会—历史定向了。如果“纯学术”的观点试图在这里抹杀其社会—历史的内容与定向，那么它就只能表明自身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觉，并使“中性的”观点表现为德罗伊森所谓的“阉人般的客观性”。

　　只有立足于当今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才有可能与当代思潮进行批判性的对话；只有通过这种批判性的对话，才有可能在引进和吸收当代各种思潮的过程中实际地摆脱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去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从而才有可能来谈论真正的“中国经验”。海德格尔曾指出，重要的是做出关于物自身的基本经验；但只要从“意识”出发，就根本无法做出这种经验。与之相类似，重要的事情乃是构成我们自身的历史经验，但只要从主观思想（外部反思）出发，就再也不可能构成这样的“中国经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验，有的只是“俄国经验”的某种延伸或变相的形式。在今天，对当代西方思潮采取外部反思的观点中，也根本不可能构成由我们自身的历史性实践而来的经验，有的只是“西方经验”之改头换面的，但终归是不那么纯粹的或较为劣等的形式。毫无疑问，在我们面向未来之发展的持续筹划中，引进和吸收当代思潮仍将是一项重要而极具意义的工作，而这项工作达于成熟状态的确切标志是：它服务于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从而有助于“中国经验”的积极构成。惟其如此，这种经验方始有可能作为立足于自身的经验而呈现其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