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市场化、工业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实现了持续而深刻的变革，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改善，综合国力快速提高，国际影响力逐步扩大。而与此相比，同样经历市场化过程的苏联东欧国家，在剧变之后二十余年没有走出转型带来的阴影，而追求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增长悲剧”，拉美国家自由化之后备受“拉美病”的折磨。甚至在主导全球化过程的发达国家当中，日本在创造了东亚增长奇迹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步入了“失去的十年”，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变成了“失去的20年”，而2008年以来美国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欧洲则在债务危机之上难以脱身。这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做对了什么？中国的经验是否意味着一条“中国道路”或一种“中国模式”？
对于上述问题，学界近年来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认识和争论，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没有做对什么”，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改革并没有遵循快速市场化、完全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成功只是暂时的，长期来看中国终将走入改革不彻底带来的困境；一些学者承认中国的成功，但是认为这种成功只是由于引进了西方国家的经验而取得的，本身的并没有特殊的经验，而要取得更大的成功则只能在引进西方经验的路上走得更远；另一些观点则认为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确实存在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些与众不同的地方也确实解释或部分解释了中国经济的成功，但是这些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中国特有国情的产物，并不能从中总结出一些一般的经验，而与之相类似的一些观点认为中国的成功来自于一些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本身是特定情境下的产物，并不能推广到一般。也有一些学者支持“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提法，认为中国的经验是一种有益的和全新的探索，中国发展方面的成功来自于中国立足国情的一些全新探索，而这种探索对于已有的理论是一种创新。
“中国没有做对什么”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经济保持了三十余年的强劲增长，并且目前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这不是任何短期效应可以解释的，也使不可持续的观点失去了现实的依据，中国的增长伴随着“唱衰中国”的论调一路走来，这充分说明，这种观点的出发点并不是活生生的现实，而是一些理论的教条。同样，认为成功来自照搬西方经验的理论（或者更确切的说，新自由主义理论）也不能成立，在世界范围内，引进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比如苏联、东欧、拉美和非洲，而如前所述这些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和中国一样发展起来；中国持续的增长在全世界范围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东西来解释非同一般个体显然是说不通的，这是从根本上误读了中国的改革。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既然中国有其不同以往的经验，那么这些经验是否具有一些一般的性质，值得我们去总结和探讨？中国的经验作为立足一国国情的实践经验，必然具有其特殊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验不具有一般性的内容，它的许多内容可以使我们对很多经济范畴产生新的认识。因此，一个合适的论点是中国经验是否对经济理论有贡献或者是否具有理论意义。接下来本文首先将从理论发展的规律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现状角度一般性地回答中国经验是否对于经济学理论有贡献。然后从市场的认识、市场与社会主义的结合、经济发展的路径、制度变迁的方式四个角度具体考察中国经验对经济学理论有哪些贡献。最后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二、中国经验一般性的理论论证
中国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发明创造，这种模式不可避免的和中国的特殊情况联系在一起，那是否可以从这些特殊的实践中提取出一些一般的经验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本文将从两个方面论证这一点。
1、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
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解决中国的问题时所创造的模式。因此中国的经验无可避免的与中国的实际条件结合在一起，是具有特殊性的实践，我们不能过分拔高中国模式，中国的道路不是可以无条件应用于全世界的。但是中国经验并不因此而失去其一般意义，一般性和特殊性是对立统一的，现实当中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一般性都体现在特殊性当中，而所有的特殊性也都蕴含着一般性。理论的意义正在于从特殊性中提炼一般性。
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实现完成工业化、走向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统一。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国家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建立一套完善和适应本国情况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如何抓住全球化提供的机遇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不论是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还是它们三者的统一，寻求它们的解决办法都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问题的一般性决定了其解决方法的重要意义，对普遍性问题的特殊探索本身就是一般性的构成方式，因此中国既然在解决这个具有广泛意义的问题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那么其经验也就具有了广泛的意义。
面对这种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中国所采取的解决方法是独特的，而这一点往往使得理论界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普遍性。但是，中国的方法的独特性首先在于其实践的新颖性，这种独特不是源于其不可复制而在于其前所未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道路将会为我们在解决工业化、市场化和全球化问题方面提供全新的因而是一般性的认识。
其次，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经验是作为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反面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强调普适价值，认为全世界只存在一种普遍的和最有的模式，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中国模式则强调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特殊的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并且和其它国家的发展模式并列在一起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反例。作为新自由主义和其背后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逻辑的反例正好体现了中国模式的一般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试图构建一个对于世界现状和发展的一般理论，而反证则这种理论，指出其缺陷本身就是具有一般而深刻的理论意义。
也有的理论注重中国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所依赖的一些特殊的初始条件。例如，关注革命传统和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遗产对于改革过程中政府行为和理念的影响以及改革过程中稳定的社会环境，关注中国土地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散的经济状态减小了改革的阻力等等。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提供两个不同角度的理解，一是一些特殊的初始条件并不是源于中国是特殊的，而源于中国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的传统和改革开放前的政治遗产很多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寻求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留下的，而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一方面继承了改革前很多积极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保证了长期的稳定，这正是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二是尽管中国的改革路径确实与其初始条件息息相关，但是对于中国改革具有正面作用的初始条件有一些是可以认为创造的，例如前文提到的土地制度和分散的经济状态，这对于改革开放而言是一个前提，但是放在整个新中国历史中考察，这正是一种人为的创造，而既然是一种可以创造的前提，那就不是特殊的，而蕴含了一些可以为其他国家所借鉴的经验。
2、新古典理论无法作为一般的框架而存在
当前理论界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的经济学只有一种，即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而与此相适应，也存在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经验必须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内得到解释，但事与愿违，中国的经验在很多方面与西方主流的或者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和政策含义相冲突，因此为了能够把中国的经验纳入西方主流的框架之内，就只能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一些偶然的例外。这种观点试图从两个角度否定了中国模式的理论意义，一是西方主流的经济学是普适的，因此中国要做的就是贯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容，那么中国特殊的实践就失去了意义；二是没有贯彻西方主流经济学得来的成功只能来自于偶然的机会，也就不能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但是，这种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理论的发展来自现实和理论的互相作用，用理论否定实践是头脚倒立的；而且，新古典经济学也不是经济学中的唯一理论，它只是纷繁复杂的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流派，理论的繁荣是不同国家和不同阶级的人根据他们自身特殊的环境经验和知识背景提出的不同思想理论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的结果。
而且，新古典理论的解释力存疑的。新古典理论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削足适履”的倾向。这一理论首先是没有历史的，在其理论框架当中，市场是永恒而不是历史的，因此市场从何而来，又将向何处在这理论中没有得到展现，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也没有得到反应，根据罗斯托的理论，新古典的框架实际上仅仅反映了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也正因如此，对于谋求建立市场经济和实现国家起飞的中国来说，这种理论的解释力就是不足的。其次，这一理论也没有结构，在这一理论当中市场都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刻画，市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地区之间的差异和联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对于具有复杂分工体系和广泛的区域差别的中国，这种理论过于抽象了。再次，这种理论中的制度过于简化，很难反映制度应有的作用，新古典理论中制度失去了其具体性以及与政治、文化的广泛联系，因此往往难以理解制度变革的真正意义。新古典理论在最根本上对人的理解是贫乏的，人是复杂的，动机是多样的，从复杂的人出发才可以理解复杂的社会，而不是像新古典理论那样从简单的人去虚构一个不存在的世界。
马克思认为研究社会经济的运动规律，不同社会内部的具体内容和它们之间的差别要比高度抽象的共性重要，西方主流的理论恰恰过于重视这种共性，从而引起一种“什么都解释得了，也什么都解释不了”的状况这一点刚好反映在前文提到的新古典理论将中国经验视为特例的态度上，毕竟特例越多理论越空洞。因此作为“特例”的中国经验正反映了一种丰富的理论内涵。
如前文所述，每一种理论都有受其环境的影响，而社会科学又不可避免的会带有某些价值判断，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也具有某种西方中心论的色彩。以发展经济学为例，发展经济学产生以来，其理论的中心在于如何复制西方所走过的资本积累的过程，而没有对自身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并且尽管一切国家的经济都处在变化和发展之中，西方发达国家却并不认为有研究自身的发展经济学的必要。
综上所述，从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对立统一来说，中国经验对于经济学理论存在贡献是可能的，而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现状来看，总结中国经验对于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更是必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