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这篇讲话站在时代发展与中国发展的历史高度，在关键时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解除了传统观念的长期束缚，为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大潮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举国上下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的时候，重温这篇讲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关键时刻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在1992年初发表的南方谈话，并非一时兴起的结果，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当时，国内国际都面临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密切地注视着这些情况，并从中引发出对中国前途命运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深远思考。

　　当时国际上，执政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轰动效应开始，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这场改革既无力为长期处于僵化和动力匮乏的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更无力阻挡西方思潮、西方体制、西方生活方式的长期诱惑。这种诱惑早已在前苏联内部形成了一股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丧失信心的力量，并且日益左右着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其改革最终脱离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苏联的悲剧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改革如果不能根本突破传统观念和传统体制的禁锢，不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那么其结果必定会葬送社会主义。中国改革会不会重蹈前苏联的覆辙，人们拭目以待。

　　苏联解体，为二战后的国际局势带来两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美苏冷战格局戛然而止，推动了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另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当时甚至有人预言说，20世纪最大的政治遗产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与失败。这无疑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将向何处去？社会主义旗帜还能打多久？改革开放能否发展中国？对这些问题，国际关注，也萦绕在国内许多人的头脑之中，挥之不去。

　　这时，中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10年有余。经济体制改革正在深入，但遇到了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难题。“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这个传统观念，还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政治体制改革遇到重大挑战，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如何正确地吸取教训，如何更加有力地推动改革开放，成为当时议论纷纷的话题。人们还一时为“姓社”、“姓资”的问题所困扰，打不开思想，迈不开步子。在当时国内，围绕如何坚持改革开放、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大根本问题，迫切需要厘清思想，指明方向，统一认识，继续前进。

　　面对国际国内的巨大变化和提出的新问题，邓小平始终在冷静观察，认真思考。他既分析了这些问题的来龙去脉，又深知这些问题的影响。

　　早在1989年9月苏东发生动乱的苗头时，邓小平就表示：“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他还特别强调：“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的谈话中，对80年代中期以来关于国际局势的判断是否经得起这次变化的考验，得出结论说：“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

　　针对当时关于国际局势发展的各种议论，邓小平乐观地表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他再次强调：“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对国内发展强调了两条：一是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这十年时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二是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从这以后，一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前夕，邓小平在讲话中反复强调以下问题：

　　一是究竟世界局势变化到什么样子，怎么形成一个新的比较稳定的格局，现在还看不出来。我们要冷静地对待变化，要耐心一些。这一点对中国特别重要。观察世界的变化，争取向好的方面变化，向有利于我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面变化，需要采取这样的态度。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没有定，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付。

　　二是“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真正的稳定是要靠自身的发展。中国不会改变颜色，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

　　三是“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稳扎稳打。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四是“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一二年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

　　五是“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六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七是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中国是大国，也可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1991年苏联“八一九”事件发生的第二天，邓小平约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在谈苏联“八一九”事件之外，着重强调了两点。一是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发展过几年要有一个飞跃，要抓住时机上台阶。可见这两个问题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关于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关于发展要有飞跃，要抓住时机上台阶，邓小平说：“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这是在总结苏联改革失败的教训和中国改革初步成功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既防止右又防止“左”的关键点。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发表之前，通过对1989年政治风波、苏东剧变的反思，已经初步形成了若干思考。到了1992年初南方谈话，已触及了国内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问题，从而进一步引发了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系统思考，形成了一篇在历史关键时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乾坤的重要之作，它也成为三卷本《邓小平文选》的收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