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事业坚持以解放思想为动力,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时俱进,开拓进取,面对新情况、把握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始终保持宽阔的视野、博大的胸襟和包容的气魄,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深入总结文化体制改革近40年来的成就与经验,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具有重要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九大,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了探索、全面展开和全面深化三个阶段。
(一)探索阶段(1978~2002年)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是以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为起点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绝大多数艺术表演团体实行统包统管,在一定时期内对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也存在诸多弊端:如艺术表演团体缺乏自主权;平均主义严重,缺乏竞争机制;机构臃肿,缺乏流动机制和淘汰机制;结构布局不平衡、不合理;政府对艺术表演团体缺乏宏观指导、规划、协调、服务和监督等。[1]推进文化艺术表演团体管理体制改革是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1978年,文化部决定恢复中国京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剧院、中央实验话剧院、中央歌舞团等所属艺术表演团体建制和名称。[2]1979年,一些艺术表演团体尝试改革经营机制,如福建省在大部分地、县剧团实行“四定一奖”(即指定创作任务、演出场次、演出收入、补贴金额和完成任务奖励。参见华年轮、秦杰:《竞赛在悄悄进行》,《人民日报》1986年2月3日。)责任制,上海等地艺术院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0年2~3月,全国文化局长会议讨论了艺术表演团体调整、改革体制及改进领导管理问题,明确提出要“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3]之后,一些艺术剧团开始探索进行“承包责任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随之展开。
探索所有制和经营机制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文化部陆续出台了诸多关于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文件,指导艺术表演团体改善结构布局;推进试行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实行聘任合同制或演出合同制;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和劳动报酬制度;建立健全文化市场体系,拓宽投融资渠道;政府部门在业务、人事、财务等方面下放或放宽管理权限等。[4]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发展格局、市场管理等做出总体部署。[5]1997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对艺术表演团体、电影电视管理体制改革提出目标,并在文化管理、文艺立法、经济政策、市场管理、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等方面做出部署。[5](pp.257~259)
初步形成多元化文化市场主体?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带动了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领域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有大型文化事业单位面向市场进行转型,出现了一批出版集团、报业集团和影视集团。2001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强调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方面探索创新,[6]推动了新闻出版广电领域的集团化建设。截至2002年上半年,中国组建了26家报业集团、8家广播电视集团、6家出版集团和4家发行集团。[7]
加强文化市场管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市场应运而生,为了对其进行有效管理,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8]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国逐步加强政府宏观管理和文化法制建设,整顿和规范文化市场。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依法加强文化市场管理”[9]。199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和改进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管理的通知》,强调对市场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加强对图书报刊、影视、音像市场的管理,打击非法出版经营活动,健全规章制度,建设文化市场管理稽查队伍。[10]为了贯彻这一精神,11月30日至12月2日,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文化市场监督检查会议,要求完善文化市场监督检查的规章制度,促进文化市场执法水平的提高,维护文化市场的正常秩序,为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11]此后,为了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的管理,国务院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管理条例,如1997年8月发布《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1999年3月发布《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1年8月发布《印刷业管理条例》;同年12月发布《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和《出版管理条例》;[12]2002年9月发布《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13]这些条例的出台有助于完善文化市场管理体系。
制定和完善文化事业相关经济政策?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6](p.268)1996年9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通过开征文化事业建设费、鼓励对文化事业的捐赠、继续实行财税优惠政策、建立健全专项资金制度等途径,拓宽了文化事业资金投入的渠道。[4](pp.57~59)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方针原则,要求“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力求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5](pp.146~147),这为后来制定文化事业相关经济政策奠定了基础。2000年12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对多项经济政策做出调整,强调增加对文化事业的财政投入。[14]
1978~2002年,文化领域在所有制结构、市场主体、市场管理、经济政策等方面做出了探索性改革,为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积累了经验。
(二)全面展开阶段(2002~2012年)
中共十六大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特点,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要“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15],并对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做出新的部署。
加强文化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15]。200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阐明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基本思路、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指出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逐步形成科学有效的宏观文化管理体制,不断完善文化法律法规体系,逐步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形成富有效率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服务的微观运行机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高效独特的文化创新体系以及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开放格局,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16]该意见构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单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一节,要求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努力形成一批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完善文化产业政策,促进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和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文化市场格局等。[17]同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把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整体规划。“这是我国颁布的第一个国家级文化建设中长期专项规划,是指导我国‘十一五’时期乃至今后较长时期文化发展的纲领性文献。”[18]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任务。[19]
形成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2003年后,文化体制改革经过试点逐步推开。2005年,《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法,是“围绕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健全政策法规、转变政府职能等关键环节,解决主要矛盾,破解难点问题,推动改革全面展开”。[16](p.126)201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意见》,总结了中共十六大到2010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并确定了2012年以前文化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20]
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1]2007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实施重大公共文化服务工程、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运行机制、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领导等问题做出部署。[16](pp.1132~1142)该意见搭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十二五”期间,全国初步建成了“包括国家、省、地市、县、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内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陆续免费开放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文化宫等文化设施,“保证群众的读书权、鉴赏权等基本权益”;通过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工程,让农村群众在家里免费听广播、看电视;通过各级文化馆和乡镇(街道)文化站、村(社区)文化室,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22]
构建文化产业体系?中共十六大提出:“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15](pp.31~32)这为发展文化产业指明了方向。2003年9月4日,文化部发出《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3],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加快发展。2009年9月,国务院颁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规划目标,并部署了8项重点任务,即发展重点文化产业、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培育骨干文化企业、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扩大文化消费、建设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发展新兴文化业态、扩大对外文化贸易。[24]该规划是指导文化产业发展的纲领性文献。2012年2月23日,《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25]印发,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增加了动力。以上这些文件为振兴文化产业提供了政策支撑。2002~2012年,文化部先后命名了204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6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和4家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26]
2003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宣部、中组部、财政部、人事部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制定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试行)》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试行)》[27],并出台了相关配套措施推动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向文化企业转变。截至2012年9月,全国有580家出版社、3000家新华书店、850家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单位、57家电视剧制作机构、38家党报党刊发行单位完成转企改制;全国2103家有改革任务的国有文艺院团中有2093家完成改革任务,占总数的99.5%;全国3388种应转企改制的非时政类报刊有3041种完成改革任务,占总数的89.8%;中央和全国除新疆、西藏、青海外的28个省市区重点新闻网站80%以上完成和基本完成转企改制。[28]
加快构建文化市场体系?2003年2月28日,文化部发布了《2003~2010年文化市场发展纲要》,对文化市场发展的主要目标、发展思路、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的保障措施等做出规划,提出力争到2010年初步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体系。[29]2005年12月23日,《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建设、完善现代流通体制、建立健全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加强文化市场监管等。[16](pp.134~135)2002~2010年,我国加快构建文化市场体系,“形成了若干规模大、实力强、覆盖广的出版物发行、广播电视网络传输、电影发行放映和演出票务连锁企业,打破了条块分割、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20](p.648)2004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宣部、文化部等《关于在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建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的意见》,[6](p.326)为建立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提供了政策支撑。截至2012年8月,全国列入改革范围的403个地级市及2594个县(区)全部组建了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改革全面完成。[30]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15](pp.29~30)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1](p.1081)200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文化部等部门《关于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的若干政策》,鼓励和支持文化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推动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国际市场。[2](p.240)2007年4月,商务部、文化部等部门制定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31],并于2012年做出修改。2011年4月,文化部牵头组建了对外文化交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并制定了《关于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2011~2015年总体规划》。新闻出版总署2011年4月20日制定了《新闻出版业“十二五”时期“走出去”发展规划》,2012年1月9日发布了《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2](pp.240~241)“十一五”期间,我国核心文化产品出口总额为11.8亿美元,相比“十五”期间增长了255.6%。[32]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展现中国文明、民主、开放、进步的形象;实施文化“走出去”工程;支持重点主流媒体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培育外向型文化企业和中介机构;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建设;构建人文交流机制,把政府交流和民间交流结合起来。[19](p.578)中国逐步形成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
(三)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以来)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共十八大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全面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33]
强化文化体制改革顶层设计?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33](pp.14,24~26)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其中第11个问题即“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对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等问题进行了部署。[33](pp.533~535)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列出25项、104条改革举措及工作项目,为今后一个时期的文化体制改革规划了路线图、明确了时间表、布置了任务书。[34]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对文化发展改革的总体要求、加强思想理论建设、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和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等问题做出系统规划。[35]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文化行政单位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以“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为主要内容,国务院推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简化行政审批权限。从2013年至2017年,文化部取消了3项行政审批事项,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取消了15项行政审批事项,国家文物局取消了3项行政审批事项;[36]文化部还废止了《文化部创新奖奖励办法》等3项文件。[37]为了进一步促进文化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的意见》,指出要高度重视文化市场管理问题,推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更好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更好地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38]
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中共十八大以来,国有艺术院团、非时政类报刊、重点新闻网站等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继续推进转企改制。2014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宣部、科技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拟定的《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这两个规定修订完善了一系列推动文化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为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39]在政策指引下,文化企业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通过资本市场做大做强文化企业。以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企业集团通过并购、控股、参股等形式进入文化产业领域。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文化公司103家,约占A股上市公司总数的3.21%。全国挂牌的文化企业有690家,约占新三板挂牌企业总数的6.2%。[40]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2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要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满足城乡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要求,坚持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扩大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41],把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纳入到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范围。中共十八大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过去注重搭建框架发展到整体推进、科学发展、全面提升的阶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要求和总体部署,要求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鼓励社会力量、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等。[33](pp.534~535)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和《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对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动力、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发展、创新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保障力度等做出全面系统的规划。[42]2016年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并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43]这些政策法规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搭建了基本框架。
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共十八大提出:“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要求“中华文化走出去迈出更大步伐”。[33](pp.26,14)2014年3月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44];2016年11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45];同年12月,《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46]发布。这些政策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指明了道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宣讲中国故事;文化部等部门积极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借助中医、中国武术、中华美食等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改革开放近40年来,文化管理体制机制、所有制格局、文化生产和消费格局、对外文化交流格局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创造了条件。
二、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的主要成就
经过近40年文化体制改革,中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对外文化交流体系等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一)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2000年,全国共有文化产业机构约28.35万个,从业人员约为149.16万人;资本金合计约418.06亿元,其中国家资本金约26.42亿元;主营业收入142.16亿元,利润33.97亿元。[14](p.5)从中共十六大到2016年,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数量达297.65万家,注册资本14.29万亿元。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数从2012年的3.6万家发展到2016年的5万家,营业收入80314亿元。[47]以2004年、2012年、2016年为例,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及其占GDP比重分别为3440亿元、37.1%、2.15%,18071亿元、16.5%、3.48%,30785亿元、13.0%、4.14%。[48]
国有文化企业是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据财政部发布的《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报告(2016)》统计,截至2015年末,全国国有文化企业共计13994户(按独立法人统计),从业人员137.1万人,资产总额31746.7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14085.2亿元,利润总额1311.4亿元。[49]2017年第九届“文化企业30强”名单中,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有25家。[50]
(二)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文化事业费稳定增长,逐步建立起了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1978年、2002年、2012年、2015年为例,文化事业费分别为4.44亿元、83.66亿元、480.10亿元、682.97亿元。[51]中共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切实履行在文化领域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的文化权益,“三馆一站”(即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以及乡镇综合文化站)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全部免费开放,基本实现了“县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乡有综合文化站”的建设目标;深入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家书屋等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普惠水平不断提高。广播电视覆盖面持续扩大,截至2016年底,全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4%,全国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8.9%。[52]
(三)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点任务以及保障措施等。[53]同年5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提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挖掘和创新发展、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振兴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发展传统工艺等内容。[35]这些文件为构建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体系提供了政策保障。
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内容。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54]。2012年2月2日,文化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55]。1987~2017年,共有泰山、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鼓浪屿等52家单位入选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2001~2016年,昆曲、古琴艺术、中国书法、剪纸、中医针灸、京剧、二十四节气等39项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48](pp.261~263)2005~2009年,我国开展了全国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在此基础上,我国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截至2017年10月,国务院批准公布了四批共1372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各省区市批准公布了13087项省级代表性项目。文化部命名了四批共1986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命名了14928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56]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重要途径。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强调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制定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57]从2012年起,教育部组织新编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教材,并于2017年9月1日在全国投入使用。道德与法治教材介绍传统节日、民歌民谣、传统美德、民族精神、古代辉煌科技成就等内容;语文教材所选古诗文数量有所增加,并增加了楹联、成语、谚语、歇后语、蒙学读物等传统文化内容;历史教材内容涵盖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方面,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58]
(四)对外文化交流体系建设取得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做出了重大调整,对外文化交流也随之逐步扩展。1981年,中国与33个国家签订了文化协定,[59]到2017年10月,中国已与157个国家签订了政府文化协定和700多个年度文化交流计划,[60]初步形成了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网络,海外文化阵地建设加速推进,对外传播能力逐渐增强,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对外文化贸易迈上新台阶,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和竞争力明显增强。2016年,中国文化产品出口额786.7亿美元,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对外直接投资39.2亿美元;图书版权输出1万种。[40]文化产品进出口逆差的局面逐渐改变,文化交流、文化贸易和文化投资并举的新格局逐渐形成。
经过近40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中国文化事业向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转变;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和多层次、多样化、多领域的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对外文化交流逐渐从“引进来”为主向“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转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影响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中国逐渐从文化资源大国向文化强国迈进。实践表明,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是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是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三、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近40年文化体制改革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如加强和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基本方针,坚持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管理的程度相结合等。[2](pp.22~26)从辩证统一角度,文化体制改革还可以总结出如下基本经验。
(一)坚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辩证统一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地位与作用。通过改革不适应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迫切需要,是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16](p.126)文化体制改革涉及政府、单位和社会的关系,涉及微观运行机制、产业格局、市场体系、管理体系、政策法规等各个环节。通过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指出,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决不允许成为腐朽思想文化滋生蔓延的场所”[5](p.146)。把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市场管理结合起来,以规范有效的管理保证文化改革健康发展,是文化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障。
“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61]中共中央始终重视文化与科技的融合。1978年8月,文化部成立了科学技术局,此后电影制作、文物保护、舞台艺术、印刷等领域都成立了相关科研机构。中共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被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推动文化与科技的融合”[62]。2012年6月27日,科技部、文化部等印发了《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63]。2017年5月,文化部发布《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科技创新规划》,提出文化创新、文化科技重点研发、文化大数据、文化科技成果转化等6项重点工程。[64]在数字技术和网络信息技术时代,科学技术融入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关键环节,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文化体制改革是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完善的过程。把文化创新同文化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推动文化科技进步,孵化新生文化业态,才能促进文化体制机制与文化生产力相互适应并形成良性循环。
(二)坚持文化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辩证统一
文化体制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许多领域,需要统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又要聚焦文化发展实际,把国家整体战略与文化专项战略统一起来,推动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相互促进和全面发展。
把文化发展战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依托。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始终把文化纳入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1986年4月,“七五”计划指出:“专业艺术表演团体,要改革体制,完善经营管理制度”。[65]中共十四大以来,党和国家始终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谋划文化建设事业和文化体制改革。2000年10月,“十五”计划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灵活高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实行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增加对重要新闻媒体和公益文化事业的投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66]根据“十五”计划,文化部制定了《文化事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和《文化产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7]。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思想理论政策准备基本完成。
(三)坚持文化强国战略同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辩证统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证。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67]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19]这是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文化发展成就,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而提出的重大决策,对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交流互鉴是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文化交流成为展示中国成就、宣传中国形象、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促进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共同维护文化多样性”[19](p.578)。中共十八大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开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33](p.24)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时阐述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他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68]
文化强国战略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尊重世界文明的发展规律,才能海纳百川,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正如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69]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显示,海外对中国整体形象的好感度稳中有升,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和国内治理的表现赢得海外好评。历史悠久、充满魅力的东方大国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成为中国最突出的国家形象。[70]
(四)坚持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
以文化理论创新指导文化改革实践,以文化改革实践推进文化理论创新,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之一。
在文化体制改革探索阶段,中共中央在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专项规划中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政策等问题做出了明确阐述,如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建设事业发展和繁荣的根本出路;强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强调“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促进文化市场健康发展;“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5](pp.146~147)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和文化商品生产经营机制;出台支持文化发展相关政策;健全文化产业政策,强化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相关文化产业发展。[67]这些创新思想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文化体制奠定了基础。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针对文化体制改革中的问题,提出“树立既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文化发展观”[15](pp.342~343)。2008年11月,李长春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新文化发展理念,初步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文化发展动力上,坚持改革创新和科技进步,破除文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在文化发展思路上,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在文化发展格局上,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等。[61](pp.741~742)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文化发展理念是中共十六大以来文化体制改革实践的科学指南。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和观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思想,是指导新时代文化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曾指出:“大胆推进改革、推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丢,阵地不能丢。”[71]201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做到:“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一个围绕”(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一个中心环节”(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三个方面工作”(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34]这是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理论原则。
文化体制改革近40年来,中国文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积累了许多历史经验,这为进一步解决文化领域的矛盾问题、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供了前提条件和路径参照,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完善文化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了精神动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政策基础和精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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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珺]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