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经营西藏至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历经了十六年极不平凡的岁月。这十六年是西藏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十六年，是经历了光辉伟大的社会变革的十六年。这个时期，党在西藏的工作分为和平解放和平叛改革上下两大篇章。

　　上篇，是从1949年到1959年，历经了进军西藏、昌都战役、和平解放、执行与维护协议“、六年不改”等五个阶段。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完成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

　　下篇，是从1959年到1965年，经过平息叛乱、民主改革“、稳定发展”、中印自卫反击战、成立自治区等五个阶段。西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全面实行人民民主的民族区域自治。

　　至此，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完成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和羁绊，从反动、黑暗、残酷、野蛮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越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跨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开辟了走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光明前途。这一社会变革，是在西藏政治情况极其复杂，斗争极其尖锐，自然、地理、气候异常特殊的条件下，奇迹般地出现的。

　　西藏是一个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民族地区，从当地的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到与祖国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的影响等，都有很多的特殊性，而且这些又都和民族、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当时的达赖还以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专政统治着西藏。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实际上是把西藏作为一个特殊地区对待;对西藏的一切问题，除特别重大的原则问题外，都抱着特别耐心、忍耐等待的态度，凡事尽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根本要求是，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必须驱逐，由中央统一处理西藏的涉外事宜。但“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P43-44)从各方面积极团结包括上层人士在内的西藏各层人士，谨慎地稳步前进。这样，在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后,西藏就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出现了上述奇迹。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普遍真理,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的西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在解决西藏问题上有许多独创。这些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西藏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取得,许多原因都是与其他民族地区共同的。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既不能照搬照套其他地区的经验和作法,又不能过分强调西藏的特殊。首先,西藏同其他地区一样,只有在祖国大家庭中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得到解放和发展。这是共性。不同点是,西藏不仅从帝国主义的侵略、羁绊下解放得晚,民主改革也晚。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怂恿支持下,开始是阻止解放军进藏,以后又一直闹分裂,搞“独立”。这是个性。其次,西藏同其他地区一样,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及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才能在工作中避免或少犯错误,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团结、合作互助,经过改革,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事业,达到富裕、文明、民主、繁荣。这是共性。不同点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对西藏特别关怀。毛泽东对西藏问题的处理,不仅对大的方针、政策,而且对具体问题也亲自过问,作的指示也最多。这又是个性。第三,只有人民解放军进藏,才能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保证“十七条协议”的实现,巩固国防,并从容应对、妥善处理突发事件。这同全国各地一样,也是共性。不同点是,解放军在西藏必须具有特别顽强的精神,并发挥特殊的作用。这里又有个性。最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P1031)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动员组织群众起来,完成民主革命。这是从总体上说,同全国各地是一样的,也是共性。不同点是,前八年还不能这样做,那时统战工作是第一位的。邓小平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出不要“带着阶级斗争的框框”,不要因“看不惯农奴主对农奴的压迫剥削”而“犯急性病,违犯政策”。他明确提出“,遇到这类问题,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3](P86)那时的群众工作是很有限度的,不能好心去办坏事。这是个性。共性的方面,是在西藏取得成绩的根本原因,亦即主要原因。但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西藏的特殊情况采取的特殊政策,这又是西藏工作取得成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主要有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解决西藏问题要着眼一个“和”字,但又要有两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