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和实施与苏联有一定关系，目前学术界主要研究了美印两国对西藏和平解放的态度，对于苏联与西藏和平解放的关系关注不够（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胡岩的《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6年第3期）和Thomas J. Wersto，Tibet in Sino-Soviet Relations（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Fall，1983）等。）]，本文以相关档案材料为依据，探讨苏联对西藏和平解放的态度，以求教于方家。
“十七条协议”签订前：苏联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1950年3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在乐山举行进军西藏誓师大会。3~10月，由康、青、新、滇四省区对西藏“多路向心进兵”展开。10月7~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发起昌都战役，打下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基础。对此，苏联在舆论上给予支持，谴责西方国家侵略西藏，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方国家加紧了侵藏活动。1949年7月8日，噶厦在印度驻拉萨办事处代表、英国人黎吉生的策动下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工作人员，制造了“驱汉事件”。接着，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评论员劳威尔·托马斯入藏活动。在此背景下，苏联《新时代》杂志于10月发表《帝国主义者在西藏的阴谋》一文，谴责“热狂于世界统治的美国人及其英国伙伴们，现在，正策划反对中国人民的新阴谋。他们首先企图在中国个别区域里建立防地”。“驱汉事件”的“目的是事先准备口实，以使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这块领土之‘独立’，使它在国民党政体瓦解后，保持在自己的手中”。文章进而阐述了中国对西方国家的谴责和解放西藏的决心，最后总结强调：“帝国主义者们关于夺取西藏的鬼（原文如此，应为“诡”，下同）计——乃是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亚洲人民解放运动、反对各民族和平与安全的一种鬼计。帝国主义者看到西藏的落后，交通阻塞，以及封建贵族和反动僧侣的支持，就想盘据（原文如此，应为“踞”）西藏。他们昏了头脑，忘记了西藏已不是那样孤立的了。它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它的后面站着伟大的中国人民。”［1］
苏联在其广播节目中也表达了对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支持和对西方国家侵藏活动的谴责。1950年元旦，中共中央号召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和台湾。苏联塔斯社当即进行了广播。［2］ 5月12日，莫斯科广播对“美国已派代表到达加尔各答监督美国军援物资运入西藏”进行了批评，并估计“在美国的援助与指导下，西藏宗教当局将对西藏的‘人民民主运动’发动攻击”。［3］
在人民解放军第18军发起昌都战役后，苏联也积极给予舆论支持。1950年10月26日，苏联报纸报道“中共军队已于二十四日晨越过了西藏的边界”，美联社对此评价为：“这是中共实际进入西藏的首次报道。”［4］10月28日，苏联报纸谴责美国企图以西藏为侵略中国的后门，“拉萨的反动统治者和达赖喇嘛与英美合谋，企图获取美英的支持，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并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班禅和西藏人民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将“仍然处于外国帝国主义奴役之下的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块土地解放出来，完成中国大陆的统一”。该报批评英国和印度企图将非法的“西姆拉草约”强加给中国，并指出：英国在西姆拉会议上企图使西藏变成“英国控制下的自治领土”，历届中国政府均未予承认。［5］
1951年1月9日，苏联《真理报》载文指出：“人民解放军开始对西藏的历史性进军，将西藏从美英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统治的枷锁下解救出来，完成中国的统一，确保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全。”该报还配有“人民解放军翻越高山和西藏人民欢迎他们的插图”。［6］苏联《文学报》也发表评论指出：“美英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革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之后，仍枉费心机地企图把持西藏，控制西藏的天然富源，并想据以作为阴谋侵略新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基地。美国在西藏的间谍们早就认为西藏是理想的‘航空母舰’。五角大楼（按系美国国防部所在地）的人们称西藏为中国的‘后门’，朝鲜为中国的‘前门’，越南为中国的‘侧门’。美英帝国主义者就向这些门户横冲直闯。”评论讽刺地说：“现在‘前门’和‘侧门’已经紧紧关住了，帝国主义者狂怒下妄想占据‘后门’的企图，也已碰了一鼻子的灰。”［7］
苏联还通过外交手段支持中国统一，反对西藏分裂分子，反对西方国家分裂西藏的企图。
昌都战役发起后，苏联设法减少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压力。例如，苏联向法国递交备忘录，建议苏、美、法、英四国和平讨论德国问题。1950年11月6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评论指出，苏联此时提出此建议的战略考虑之一是“减少近来中国在朝鲜和西藏等地所采取的行动对西方的影响”。［8］
苏联还在联合国反对分裂西藏的活动。1950年11月，西藏分裂分子达扎致函美英等国提出加入联合国的要求。美国政府指示驻印大使韩德逊以口头形式通知在印度活动的分裂分子夏格巴：由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苏联视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不会支持西藏“独立”，因此美国不能考虑达扎所提加入联合国的要求。尽管如此，美国还是唆使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摘录若干种百科全书，证明‘西藏为一独立国’，联合国不应忽视其被侵”。萨尔瓦多代表要求联合国“谴责‘对西藏无故侵略’的行为，并设立七人委员会，调查此案，并于本届大会内提出报告”。11月24日，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议萨尔瓦多代表所提把“西藏问题”列入大会议程的提案。英国代表表示“不愿在目前阶段参加总辩论”，否则会在同中国“讨论远东问题时增加复杂”，［9］他“建议延期审议这一问题”，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代表支持英国的建议。苏联代表马立克指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萨尔瓦多代表引证大英百科全书，然而却忽略了现有的国际文件，这些文件证明英国、中国和苏联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苏联代表团认为，联合国对这一问题进行任何讨论，将是非法地干涉中国内政，并且将是对于中国人民的侮辱。中国人民在遭受累代压迫后，已最后成为自己房屋的主人，现在正在整顿家务。萨尔瓦多以及幕后支持这个国家的任何人，提出这一提案的目的，是在驱使联合国非法干涉中国人民的内政。因此，苏联代表团主张不只是延期审议这一提案，而且应撤销这一提案。”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一致同意延期审议萨尔瓦多的要求。［10］
1950年2月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曾指出：“进军西藏的物质准备正加紧进行，主要困难是交通问题。”［11］苏联在这方面也给予了一些帮助，主要表现在：一是帮助中国修复铁路。1949年10月，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提出年底前接通全国各主要铁路。1950年1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在苏联铁路工程专家的技术帮助下，奋勇赶修，终于在年底以前，先后完成了任务……在这两个月半的时间内，有二千六百五十五公里的铁路已经修复。至此，全国原有铁路网基本上即告恢复”，这“对于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海南岛和台湾，对于全国的经济建设，均将起其伟大的作用”。［12］二是卖给中国高空运输机。2月17日，周恩来在电报中指出：“现在新疆的苏联空运团因不可能担任向西藏高空运送粮食军需的任务，故亟愿回国。我们已同意其由哈密经迪化飞回苏联。”不过，苏联同意“留下运输机十架归巴奇斯基中将指挥作运输之用”。［13］但这并不能满足需要，8月20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向毛泽东报告：“根据试验，飞机到昌都上空是有可能的”，但“现有飞机陈旧，能空投的最多只七架，在天气较好的情况下，每月最多只能空投五十万斤。如能增至三十架，则可月投二百多万斤，那我们的困难就少得多了。同时，从长远着眼，西藏航空必须建立”。［14］因此，毛泽东“决定从苏联‘购进三十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进军西藏’”。［15］8月30日，毛泽东回复西南局：“三十架飞机事在筹备中，但需时间，短期内你们不要靠望。”［14］（p.23）11月中旬，苏联答应1950年底“可将为进军西藏用的运输机卅架及其备份引擎、螺旋桨、油车、航空油（12，000吨）等全数送来”。［16］在飞机送到后，毛泽东指示“立即把这些飞机派到了四川的新津机场”。［15］（p.312）这些飞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第18军军长张国华说：“我们的空军部队突破空中禁区，克服了高空云海、气候多变等种种困难，在甘孜、昌都、太昭等地和雪山草地之间，给进军部队以多次空投。”［15］（p.197）三是卖给中国一些汽车。1950年2月，刘伯承、邓小平致电中共中央提出：“进兵西藏的艰巨运输工作现已开始，汽车坏者甚多，且难行走，只有苏联嘎斯车可能少受限制”，要求军委帮助“至少二百辆苏式卡车送宝鸡应急，运油至成都以后担任西康运输”。刘少奇致电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考虑是否再向苏联买二百辆嘎斯车给刘邓”。［17］苏联答应卖给汽车。12月25日，周恩来指出：“友方所来汽车一万五千辆，为全年订货”，“炮兵牵引运输车，坦克摩托化运输车，空军、海军汽车及入藏运粮车均从此总数拨出”。［16］（p.695）
对于苏联的帮助，学界普遍持肯定态度。［18］不过，至于苏联缘何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英美等国家也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解说。英国政府认为，苏联同新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目的之一，即是“不仅将中国同苏联牢固地捆绑在一起，而且将中国作为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筹码”；作为补偿，苏联“支持中国对印度支那和西藏的压力”。［19］《泰晤士报》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不过是表明中国“接受了莫斯科的命令”。［20］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认为：“苏联渴望利用其他民族将冷战变成热战。”［21］美联社还评论苏联之所以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为防止西藏成为英美将来入侵苏联的“基地”。［4］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苏联在两大问题上的态度
在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过程中，苏联政府还赞同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1950年1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批驳噶厦向美、英、印等派出所谓“亲善使团”。［22］苏联塔斯社当即广播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拉萨当局当然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派出非法的‘使团’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23］这一广播显示了苏联支持新中国的立场。
昌都战役后，和平解放西藏的步伐加快。1951年2月27日，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遣代表团赴京谈判。4月，刘少奇在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会谈时表示：“西藏代表团将到京。其中一些成员已在北京。我们将同这个代表团举行谈判，希望部队能和平进入西藏。”他进而指出：“如果尼泊尔介入西藏问题——尼泊尔有500万人口，其居民不仅在印军里服役，而且在其他军队里服役——问题就可能复杂化。”［24］未见罗申如何回应，但是根据下述情况来看，苏联支持新中国的立场。4月22日，经由陆路的首席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人抵京。4月26日，经由海路的凯墨·索安旺堆等人抵京。4月29日，谈判开始。5月23日，“十七条协议”签字。当时任第18军第52师副政委、后来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阴法唐概括“十七条协议”的基本精神为：“国家要统一，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由中央管理国防和外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西藏内部问题的处理上，宽大让步，耐心等待。对西藏旧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西藏的改革由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自己进行，并充分考虑和尊重上层人士的意见；尊重西藏人民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等。”［25］这个基本精神中有两点同苏联有一定关系。
（一）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
“十七条协议”第一条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26］这是“十七条协议”的实质。但英国驻华临时代办胡阶森在向英国政府汇报时省略了“十七条协议”第一条的前半句，将后半句译为：“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不提“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27］这反映了西方国家在承认中国大陆统一事实的同时，极力避免提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英国学者阿拉斯太尔·兰姆则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翻译为“侵略势力”［28］，这说明他认为“侵略势力”不仅仅指“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还包括来自其他方面的势力。
毫无疑问，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明确指英美。1950年8月7日，《泰晤士报》称刘伯承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上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藏“扫除英美势力”。［29］1951年2月21日，《泰晤士报》称有人在昌都举行庆祝春节仪式上强调“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目的不过是帮助西藏人民将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从西藏清除出去，巩固国防”。［30］在此问题上，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已达成共识。“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31］
苏联学者所著《帝国主义者在西藏的阴谋》一文反映了苏联支持中国的态度。文章指出：西藏地区“同中国其他部分保持了政治上、经济上、人种上和宗教上的密切关系”，并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指出“中国与西藏的政治上的联系，在八世纪里就建立起来了”。但是，文章的一些阐述令人深思。比如，一方面，文章指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在现代一系列国际协定中都是被承认的”；另一方面，文章又表露出西藏和平解放离不开苏联的支持。［1］
1950 ~ 1951年，苏联在舆论上支持西藏和平解放，明确指出“西藏是中国合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谴责西藏传统上的领导阶层，强调西藏一直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认为西藏和平解放是帝国主义的失败。美国学者威尔斯托认为，虽然苏联舆论未对“帝国主义”一词做出解释，但显然是指美国、印度和英国，认为苏联“这些言论，紧紧遵循了中国的论调”。［32］这说明苏联支持“十七条协议”第一条的规定。
（二）西藏是实行民族自治，还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众所周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个权利平等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组成，民族自治是其理论基础。根据1936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为统一的联盟国家的自愿原则是由直到分立为止的民族自决权产生出来的”，在这样的制度下，每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都可以自由地加入苏联，每一个加盟共和国又都有权自由地退出苏联。但与此同时，苏联又反对在边疆地区实行民族分立制度，认为这会破坏中央在边疆地区的威力，而边疆地区也会陷入帝国主义的圈套。［33］
1944年5月，斯大林在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藏问题”等时“主张民族自治方式解决之”。［34］1948年12月20日，英国驻华使馆向英国外交部提交了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提出的《当中国成为共产主义之时》的备忘录，它预测“中国毫无疑问会遵循苏联模式”。但备忘录同时也指出，在推行方式上毛泽东同斯大林存在分歧：“中国共产主义者永远不会鼓励加盟共和国强大独立而能够按照其意志行事。”［35］虽然还不能断定潘尼迦依据什么提出上述备忘录，但1949年1月底至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时曾建议毛泽东实行民族自治。米高扬向斯大林报告：“我转告毛泽东说……应当给予少数民族自治，但不是独立。”毛泽东虽然回应“在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方面……我们要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学习”，但是委婉地拒绝了苏联的建议：对于中国伊斯兰民族，“应该让他们在中国范围内实行自治”；“我们准备给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西藏人民以自治权”。［36］
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是民族区域自治而非民族自治。1936年10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民族区域自治机关——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1947年5月1日，第一个省级民族区域自治机关——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37］“十七条协议”第三条也规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26］ 1950年5月27日，中共中央西南局明确提出：“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11］（p.159）
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民族区域自治与苏联建议的民族自治完全不同。周恩来指出：“从通过《共同纲领》的时候起，我们就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般原理和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我们不主张民族分立，也没有采用联邦制。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主张合，不主张分，是适合我国的历史情况和社会环境的。我国是被帝国主义压迫过的国家，是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从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展、成长起来的，因此，国内各民族宜合不宜分。”他进而对比了中苏两国的具体情况，指出中国只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国和苏联的情况很不同。在我国，汉族人口多，占的地方少，少数民族人口少，占的地方大，悬殊很大；在苏联，俄罗斯人口多，但占的地方也大。中国如果采取联邦制，就会在各民族间增加界墙，增加民族纠纷。因为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同汉族长期共同聚居在一个地区，有些地区，如内蒙古、广西、云南，汉族都占很大比重，若实行严格的单一民族的联邦制，很多人就要搬家，这对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都很不利。所以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而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38］
总而言之，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正如阴法唐所指出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探索中，在同分离制与联邦制的比较中，为中国共产党所选择，它不是即兴的、偶然的产物，是把先进的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国情、族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25］（p.140）
“十七条协议”的实施：苏联支持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及原因分析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张国华明确提出落实协议的首要任务是“完成进军全西藏，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使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31］（p.567）苏联表示支持。
在舆论上，苏联对“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和西藏和平解放进行了大量正面评价和宣传。
1951年5月29日，“十七条协议”签订不到一周，莫斯科各报均于显著位置刊载了“十七条协议”的内容、毛泽东设宴庆祝的新闻、朱德在“十七条协议”签字仪式上的讲话和阿沛·阿旺晋美的讲话，以及中国各地人民和报纸庆祝和平解放西藏的消息。［39］5月30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和《红星报》刊载了中国《人民日报》社论以及中国人民欢庆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签字的消息。［40］塔斯社报道了毛泽东庆祝西藏和平解放的讲话，强调达赖、班禅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团结。［41］ 6月1日出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总第134期也刊载了中国和平解放西藏的消息，指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政府的爱好和平政策的明证，是政府在巩固国家和团结国内各民族方面的新的胜利”。［42］6月2日，苏联《消息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美英帝国主义者曾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使它成为侵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反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行动的跳板。但是这种企图并未达到预期的结果，西藏人民热望回到享有平等权利的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中国人民团结的辉煌胜利，也是美英帝国主义者的又一次失败。”［43］
此外，苏联学者还撰写了介绍西藏历史的学术著作和文章，向苏联读者传达“西藏自古即为中国之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例如，列昂节夫在《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年）》中揭露了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于中国西藏的侵略和扩张，盛赞西藏的和平解放，称其“使中国完成了整个大陆和一切民族区域的统一大业”，表明“帝国主义在亚洲这一地区进行侵略的阴谋遭到破产，东方的和平业已巩固”。［44］
1951年8月9日，新疆骑兵师一部进驻噶大克（今噶尔县），改名阿里支队。9月9日，进藏先遣支队进入拉萨。10月1日，云南进藏部队进驻察隅。10月2日，苏联《消息报》称：“目前，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中国大陆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只有台湾岛、澎湖列岛和其他岛屿还在美帝国主义手中，仍然等待着解放。”《真理报》称：“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坚定而自信的步伐迈进第三年”，“他们知道他们和苏联的伟大友谊是远东和平与安全的最后保证，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照亮了中国人民解放之路。”［45］10月3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张国华率领人民解放军于10月26日进驻拉萨进行了广播。苏联新闻界也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
在外交上，苏联也予以支持。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美国曾设法联合有关国家对中国施压，1951年6月2日，艾奇逊指示韩德逊：“美国相信西藏会重新向联合国提出申诉，并努力使其他主要国家如英国、印度、巴基斯坦、法国、苏联予以支持。”［46］6月23日，马立克发表讲话，反对在联合国引入“西藏问题”，强调“西藏问题”为中国内政。后英国政府表示反对美国的提议，“仍然希望避免在联合国引入西藏问题，特别是在马立克广播讲话后正在进行困难协商之时”。［47］11月，尼赫鲁向苏联驻印度大使批评中国的反印宣传，称这种宣传“令人遗憾”，印度“非常有必要反击”。苏联大使则回称：中国政府的宣传有充分证据。［48］
在交通运输上，苏联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
1952年9月3日，周恩来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请求在西藏方面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援助”，并强调“同西藏保持联系很困难。要保持同拉萨的联系，需要有四个发动机的飞机，并要安装氧气装置和防冻装置”。因此，周恩来提出向苏联“定购20架四发动机飞机”。斯大林回答：“在这方面苏联可以给予援助”，“我们先提供10架，随后再提供10架。”在会谈中，斯大林还建议中国“必须修筑通往西藏的路”，并强调：“没有道路很难保持西藏应有的秩序。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谁出的钱多，西藏喇嘛就投靠谁……应当修筑通往西藏的路，中国军队必须驻扎西藏。”［49］实际上，1952年春中国已开始修筑康藏公路，斯大林的建议无疑使中国政府加快了筑路的速度。11月20日，甘孜至昌都段通车。1953年2月17日，昌都至拉萨段动工修建，毛泽东还要求“康藏公路一九五四年通车”。11月，西北运输总队探察青藏公路格尔木至黑河段线路情况。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后改为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全线通车，“由于两条公路通车，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的补给供应问题得到解决，进藏部队在西藏站稳了脚跟。两条公路对建设西藏、巩固国防有重要意义。”［50］
在中国政府修筑康藏和青藏两条公路时，苏联是否提供了什么技术、经济上的援助，尚需研究，但值得指出的是，新藏公路对于苏联来说具有战略意义，因此对于修筑此条公路极为关注。1951年3月27日，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在新疆成立苏中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议定书》，开采新疆金属矿产。为方便运输，苏联帮助中国修筑新藏公路。西方猜测这条路将从新疆西南入藏到噶大克，然后再与拉萨连接起来。9月4日，《泰晤士报》称：“从拉萨到噶大克这条长达800多英里的路，迄今为止一直是贸易线路，如今开始变成一条现代高速路。”［51］英国政府在1952年的一份文件中也说：“最近以来，中国在实施一个庞大计划，建设穿越中国西部和北部边疆地区的交通线。西藏西部的交通建设，属于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中苏合作“修建一条巨大公路，穿越喀什噶尔（今喀什）南部半圆形地区，经由西藏西部边界地区到拉萨……这条公路修建好之后，便于机器装备从苏联运往拉萨，其主要目的是构建一条正在新疆东部建设的交通网的支线”。［52］1955年10月20日，拉萨至江孜段公路通车。1956年3月23日，黑河（今那曲）至噶大克长达1300多公里的简易公路试线通车。自新疆叶城至西藏噶大克长达1179公里的新藏公路，1956年3月动工，1957年10月6日全线通车。［50］（pp.59，61，77）
对于中国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苏联的作用，有外国学者认为，“苏联并未起到什么有意义的作用，大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并没有遇到什么特别障碍（无论是在外交上或在其他方面）需要苏联帮助。”［32］但从上述过程来看，这一看法并不准确。中国学者胡岩认为，苏联对中国西藏和平解放的支持，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在冷战的形势下，中苏两国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已经结为盟国。“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的斗争，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事业”。二是20世纪40 ~ 50年代，中苏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的两个主要地区是在新疆和东北三省。中国西藏远离苏联，苏联在那里并无现实利益。三是尽管1949年中国明确宣布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是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过程中，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已经引起了中方的不满。苏联在西藏既然并无现实利益，则支持中国西藏和平解放对于苏联来说只有利而没有弊，苏方愿意借此表达其善意。［18］这些分析有一定道理，但其中一些观点如“苏联在西藏并无现实利益”值得商榷。例如，英国政府就认为“西藏自17世纪以来就是一个缓解俄国强大、持续压力的堡垒”，［53］苏联必然要设法加以控制。在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胡阶森曾致电英国外交部，认为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同样是一个含糊的词汇”，［54］“拟议中的中苏友好条约（这实际上是军事同盟）条款，包括苏联对中国从西藏到朝鲜的所有边界地区的控制，也包括对所有中国港口的控制。毛泽东对此表示反对”。［55］“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前，美国政府认为，一个世纪以来，俄国“对华扩张，索取领土和财产”，如今苏联仍然企图对新疆、内蒙古、西藏和东北三省进行扩张，因此，中苏两国的“历史冲突会再次发生”。［56］“十七条协议”签订后，英国外交大臣莫里森认为，协议规定“驱逐所有‘帝国主义的影响’”，“或许不仅指断绝西藏与印度、尼泊尔现有关系，而且同时防止西藏背着中国与铁幕发生关系”。［57］
总之，“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苏联在外交和舆论上支持中国西藏和平解放，赞同并援助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对于“十七条协议”所规定的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苏联表示支持；同时，它建议在西藏实行民族自治，并试图通过援助中国修筑西藏西部道路之机发展在亚洲高原的势力。而中国政府虽然寻求苏联的支持，但是基于中国国情、国家统一和西南边疆安全的考虑，中国政府做出了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从西藏驱逐出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力举措。
［参 引 文 献］
[1]﹝苏﹞T.叶尔绍夫著、张全民译：《帝国主义者在西藏的阴谋》，《中苏友好》1949年第1卷第3期。
[2]Aims Of Peking Régime，The Times, Jan .4, 1950.
[3]《莫斯科宣传美军援西藏》，《“中央”日报》1950年5月13日。
[4]《苏联昨天宣布“共匪”“侵入”藏边》，《“中央”日报》1950年10月27日。
[5]Moscow Comment, The Times, Oct. 30, 1950.
[6]FO371/92245. Sino-Soviet relations: Reference to U.S.S.R during Month of January, 1951.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I, pp.69,70.
[7]《妄想占据中国的“后门” 美帝又碰了一鼻子的灰 苏联文学报论我军进军西藏》，《人民日报》1951年1月13日。
[8]The Russian Notes, The Times, Nov. 6, 1950.
[9]《联大指委会决议暂缓讨论西藏问题》，《“中央”日报》1950年11月26日。
[10]《联大总务委员会开会 审议萨尔瓦多“西藏问题”提案 苏代表团主张应把这提案撤销 指出联合国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8日。
[11]《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12]《全国铁路去年修复八千多公里 大陆铁道网基本恢复》，《人民日报》1950年1月3日。
[13]《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121页。
[14]《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
[15]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页。
[1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页。
[17]《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06页。
[18]胡岩：《西藏问题中的苏联因素》，《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6年第3期。
[19]FO371/83314. Sino-Soviet relations, January-February 1950(Folder2): Foreign Office, S. W. L. 2 February, 1950,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I , p.79.
[20]Communist China, The Times, Nov. 17, 1950.
[21]Mr. Wallace’s Change Of Mind, The Times, Nov. 14, 1950.
[22]《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 如果拉萨当局背叛祖国，我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
[23]American Policy In Asia，The Times, Jan. 23, 1950；《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 如果拉萨当局背叛祖国，我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
[24]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3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275页。
[25]《阴法唐西藏工作文集》上，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26]《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人民日报》1951年5月28日。
[27]FO371/92191. Monthly political summaries November 1950 to November 1951; Kunming situation report January 1951; Canton fortnightly summary of 28 December 1951, 1951.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I , p.76.
[28]Alastair Lamb, China, India & Tibet 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first published in 1989 in Great Britain by Roxford Books, Hertingfordbury, Hertfordshire，p.523.
[29]Communist China to March on Tibet, The Times, Aug. 7, 1950.
[30]Chinese Appeal To Tibet, The Times, Feb. 21, 1951.
[31]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西藏文史资料选辑》III，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637页。
[32]Thomas J. Wersto，Tibet in Sino-Soviet Relations , 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 Fall，1983.
[33]﹝苏﹞杰尼索夫著、康宝田译：《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国家结构》，法律出版社1955年版，第13、30页。
[34]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页。
[35]FO371/75798. Memorandum by Sardar Panikkar on developments in the border areas of China and repercussions upon India of a communist regime in China, 1949,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I, pp.37,38.
[36]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421、443、442页。
[3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38]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0、162页。
[39]《苏联各报纸显著刊载我和平解放西藏协议》，《人民日报》1951年5月31日。
[40]《苏、捷报纸与英、法进步报纸 显著刊载和平解放西藏消息》，《人民日报》1951年6月1日。
[41]Chinese Liberation Of Tibet, The Times, Thursday, May 31, 1951.
[42]《〈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评和平解放西藏协议》，《人民日报》1951年6月15日。
[43]《和平解放西藏办法获得协议是美英帝国主义的又一失败 苏波报纸发表评论指出》，《人民日报》1951年6月4日。
[44]﹝苏﹞B.П.列昂节夫著、张方廉译：《外国在西藏的扩张（1888~1919年）》，民族出版社1960年版，第186页。
[45]FO371/92245. Sino-Soviet relations, 1951.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I , p.113.
[46]793.00B/5-2951:Telegram.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 Washington, June2,1951-8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Korea and China (in two parts): Volume VII, Part2(1951).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78，p.1694.
[47]793B.00B/6-2951:Telegram.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 (Gifford)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London, June29,1951-1p.m.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Korea and China(in two parts): Volume VII, Part2(1951). p.1722.
[48]FO371/99250,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s paper on deviations from the party lin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unist proposal for an All-China People’s Congress in 1953.
[49]﹝苏﹞A. M. 列多夫斯基著，陈春华、刘存宽等译：《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196页。
[50]《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9、56页。
[51]Chinese Control Of West Tibet, The Times, Sep. 4, 1951.
[52]FC1372/2，Chinese Border Policy, Cutting Dated, 12,April 1952.
[53]FO371/99250. Motivation and direction of Chinese Communism paper on deviations from the party line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unist proposal for an All-China People’s Congress in 1953, 1952.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I , p.8.
[54]FO371/83296. Chinese People’s Government internal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Peking to Foreign Office, Mr. Hutchison, D.2.58p.m.6th February 1950,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I , p.13.
[55]FO371/83314. Sino-Soviet relations, January-February 1950(Folder2): From Peking to Foreign Office, Mr. Hutchison, D.2.8p.m.6th February 1950, 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 I , p.58.
[56]NSC State Study on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Polici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two parts): Volume VI, Part1(1951). p.48
[57]Tibet, Mr. Morrison to His Majesty’s Overseas Representatives, B11/29G.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V, From 1951 through 1956. Series E, Asia,1951, Volume 1. 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2003, pp.86~87.
[1]［收稿日期］2016-01-21
［作者简介］张皓，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100875。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更迭与国民政府治藏政策演变轨迹研究》（13BMZ032）的拓展研究成果。
